2016年8月3日，贵州安顺夏云镇小河湾小学，乡村教师交流会。 澎湃新闻记者 徐晓林 图 

　　8月3日是暑假里平常的一天，但贵州安顺市平坝区夏云镇小河湾小学校长焦忠中却在焦急地等待。

　　在焦忠中周围，一早就有成群的村民守在校门口对面，好奇地盯着冒雨前来的外乡客。 

　　这些外乡客是云贵两省约60位的乡村老师代表。 

　　去年1月，首届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在海南三亚举行，获奖的有100名来自西部六省区的乡村老师。马云说：“他们之中，有95%的人没坐过飞机，没看过大海。他们没有看过大海，怎么教孩子去描绘大海的美好？” 

　　8月3日这一天正是2015届获奖老师的培训开班。在开课之前，60多位乡村老师坐在小河湾小学的操场上，开起了“育在乡村”乡村老师交流会。 

　　

　　“下不去、留不住”的乡村老师

　　“和城里高大上的校长比，我们的管理水平、自身素质肯定比不过，甚至可以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井底之蛙一样。”焦衷中说，“但我们乡村学校的校长也不想做井底之蛙，可我们没有能力。” 

　　但比起“走出去看看”更严峻的是——有多少人还愿意来乡村做老师？ 

　　“普遍的现状就是乡村师资缺乏。我们学校有260多位学生，但教师只有12人，一个还是代课老师。我们有时候很愧疚，因为孩子都特别喜欢音乐、体育、美术，但我们从来都没有音体美老师。”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元宝小学的乡村老师罗梦华如是说。 

　　乡村学校还经常出现“改朝换代”的情况。乡村老师桑磊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所任教的云南省贡山县捧当中心完小，九年来已经换了三届校长，调走了五十多名老师，“85后”的他在学校都算特资深的教师了。“校长换了之后，在某一时期比较好的做法有些还没有形成文化传承，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县喜欢去昆明聘请老师。那些老师刚来时满怀激情，但待不到三个月就辞职走了——课已经开始了，突然没了老师，就只能找当地的代课老师来顶替。” 捧当乡地处滇缅藏三地交界之处，贡山县又是国家级贫困县。到今天，捧当乡的人们每周只能在周一赶集时买到菜，瘦肉一斤22元，水果和肉价差不多，做个胃镜都要去四百公里以外的市区。 

　　家住本地的老师往往对学生更有感情。既如此，为何不直接在本地招聘？桑磊一脸无奈：“在目前的竞争招考机制下，本地老师的分数竞争不过外地的，导致本地稳定的师资力量无法进入学校，这是很可惜的。” 

　　“说起师资，其实乡村学校的编制是够的，但是老师不够。但凡有关系的，全部往城里走。据我了解，很多城里老师一人只要担任一门课程，但我们乡村老师就是一人多能，又做保姆，又做保安，又做医生。”桑磊向澎湃新闻坦言，这么些年支撑他走下去的就是三个字——“被需要”。 

　　桑磊悠悠地说，今年九月开学，又会有很多老师要走了。“人都想追逐更好的生活。”他笑了，“我觉得做乡村教育，你不把它当事业来做，会特别痛苦。但把它当事业来做，你又特别辛苦。” 

　　“当然，也特别幸福。”他笑道。 

　　

　　我只能是一名代课老师

　　正如桑磊提到的，乡村学校里“老师辞职”不足为奇。而一旦有老师走了，就得有人顶上。顶上这个苦差事的往往是当地人。他们的身份有一个名曰“代课”的前缀，这个前缀并没有让他们的工作量减少分毫，但是却让他们的收入低得可怜。 

　　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谷川完小的乡村老师李启玲曾当过五年的代课老师。1992年时，她当代课老师，教三个年级，一个月却只有90元。“那时很苦，外面下大雨教室里面就下小雨，外面下大雪教室里面就结冰。”李启玲告诉澎湃新闻，“今天我们学校也有三名代课老师，她们没有编制，一个月只有800元。” 

　　其中有一位女代课老师，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李启玲说：“她基本无法照顾家庭，一直在学校教书。你想，800块怎么生活？我们就向她伸出援手，吃不完的菜，用不完的米，我们都会给她。” 

　　江声发也是万千乡村代课老师的一员。这名云南省威信县安乐小学的代课老师早年因一次意外，双臂高位截肢。2003年，安乐小学大山教学点里唯一的老教师退休了。由于地处偏僻，条件艰苦，没有老师愿意来这里任教，江声发就在村民的推荐下当起了代课老师。 

　　只有一名教师的教学点，虽只有20多名学生，但同在一间教室里，既有一年级，又有二年级。江声发既是“校长”，又是班主任，还兼任各个学科老师。 

　　2010年，全县一师一校撤并，大山教学点撤并安乐小学。江声发随撤并继续到安乐小学教书，至今依然是一名代课老师。拥有270多名学生的安乐小学有12名编制老师和包括江声发在内的3名代课老师。“但事实上，‘12名’只是名额在，上课的老师并不在。”江声发告诉澎湃新闻。 

　　于是，剩下不足十人的老师一人一周要上20多节课。举着残肢上课的江声发必须同时教孩子语文、科学和思想品德。“刚开始工资一个月165元，现在涨了，涨到1000元一个月。不过寒暑假的时候还是没有。”江声发笑着说，“但就我自己学校的情况，代课老师的责任心可能比一部分带编的老师还要强。因为代课老师如果教不好，就可能被辞掉。” 

　　

　　每个班至少近半是留守儿童

　　“当乡村老师这么多年，感受最深的就是留守儿童这一块。”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的乡村老师吴兴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们学校200多个孩子，约有180个都是留守儿童。” 

　　吴兴珍是深圳人，因为2008年的一次旅行结缘了永宁乡一个叫拉翁落的村庄。村里有个叫“中华第二新星小学”的小学，只教一、二年级小学生，还总有学生不去上课。当吴兴珍问起村里有几个老师，大家都说“只有一个”。就这样，吴兴珍内心最温柔的情愫被这所小学唤醒了，她自筹资金，修建校舍。到今天，新的“新星小学”已开设了幼儿班、学前班、一至五年级，200多名学生的入学率达到100%。 

　　“最开始孩子看到我都躲，在学校里是绕着走的。”留守儿童往往敏感，吴兴珍慢慢试着摸一下头、摸一下脸、抱一抱。学生们最初还不会汉语，就连筷子都不会用，浑身脏兮兮的。“我来了这里才知道，原来我也有不怕脏的时候。”令她欢喜的是，这群孩子渐渐有了变化：不随便拿别人东西了，开始讲卫生了，懂礼貌了。 

　　但留守儿童的问题依然很大。“有的家长会觉得，反正有老师管了，他们可以不闻不问，一个月不来个电话，也很难联系到，甚至有时找不到他们。经过这么多年，还是有个别家长是那样的。” 

　　“我们现在的措施是小手拉大手，把孩子教好了再去教家长，可是孩子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彝族人喜欢砍树，我们教孩子种树，大人们砍树，种的还来不及给他们砍。我们就把家长请到学校来看怎么保护森林。”吴兴珍说，“山区乡村的教育，关键还有把家长教好。” 

　　李启玲也说，谷川完小每个班有近半或更多的孩子是留守儿童。“我们那一个村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在外面，这些留守儿童就是大的带小的。他们非常贫困，房子是木头房，如果家长不出去的话根本生活不下去。有很多父母会到上海闵行区那些地方打工。” 

　　“这给学校的教育带来不少的压力。孩子中有的产生逆反心理，有的产生厌学情绪，有的人自闭。”尽管学校有老师帮着孩子，“但这些小孩太小了，白天看不出来，晚上我们查夜会发现很多孩子在被子里哭。不管我们怎么努力，他们在内心还是想念父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