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选聘大学生村官的大幕在全国范围内拉开。至今，“一村一名大学生”推行已有十年

　　这些年来，曾被寄予厚望的大学生村官在中国乡村境遇下与现实发生了怎样的碰撞？他们的未来何去何从

　　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6月29日，周五，北京市2018届大学生村官合同期满的前一天，张放、刘彤和同期的大学生村官们正开着他们在镇政府的最后一个会。

　　没有横幅，没有述职总结，甚至也没有煽情的话语……这场仅进行了20分钟的座谈会，最后以一张室内合影拉下了帷幕。至此，张放三年的大学生村官生活也划上了句号。

　　“可惜合影人不全。”张放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们今年期满的村官有10人，今天只到了8个。

　　刘彤还没做好离开的准备。“我不想走。”她在座谈会上说。

　　2017年开始，北京市实施大学生村官和选调生工作并轨，近年来已逐年下降的大学生村官数量再度锐减。

　　不觉间，这已是“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实施的第十个年头。

　　村支书助理

　　张放服务的村子，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上午10点半，张放和在村口的古槐树下摇着扇子乘凉聊天的村民随意地打着招呼。村委办公室里，副书记正和一名村委商量着做一份绿化项目计划。一位年轻人正在电脑前忙碌着。

　　“这是我们新招的文化员，是嫁到我们村的，刚生完孩子过来帮忙，也是大学生。”村支部副书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张放要走了，他走了之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大学生村官来了。所以我们村只能自己招个年轻人，负责各种电脑工作。”

　　“我们特别不想让张放走。”村支部副书记说。

　　张放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村两委成员的年纪基本都超过50岁，不太会用电脑，大学生村官主要负责村委会的日常工作，尤其是电脑操作、撰写材料等。

　　“虽然我们是在村服务，但具体工作大多是镇里派发的。很多工作需要在村里完成，再上交镇里。所以，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连接乡镇和村的桥梁。”张放说。

　　北京市大兴区的大学生村官王瑞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严格意义上他们算是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的助理，但基本上村里有活他们也都会干，比如村里的换届选举、经济普查、人口普查等。

　　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北京市大学生村官几乎都认为，虽然大学生村官什么“杂活”都会做，但是其实还是村里的“边缘人”。

　　张放说：“村党组织开会时，有时我也会弃权，因为缺乏对现实情况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