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易县五道河村的梅家老宅改建成书院时，村里没人知道梅静想做什么。直到现在，也有村民只当那里是个能安排食宿、装修不大一样且收费“有点贵”的地方。甚至会有开“农家乐”的村民追着劝游客不必去住那家民宿，改住自家的，更便宜。

　　但对梅静来说，回乡创业这件事情，不仅是一门生意。

　　福建的年轻人林炉生也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在9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历史悠久的福建土楼“陶淑楼”里。他从这里走出，北上求学，留城工作。他的创业始于2015年秋，那时起，他打算以自己童年记忆中的这座土楼为起点，“致力于闽南土楼保护和乡村社区营造”。

　　村民们起初半信半疑，“哪会有人义务来修这个破旧的土楼？”人们还质疑他这个人，“又不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两年以后，这座土楼变成了藏着现代化设施的书院，还办了幼儿班。就像梅静的“听松书院”一样，让老宅完全变了样子。

　　她看着这些美好的东西像火光一点点熄灭

　　2014年，梅静辞了工作，抵押了房子，拿着抵押款做了文创产品。然后回到老家村里，拆房子，众筹盖书院。“其实现在想想有点可怕，但当时真的没有想过后路。”

　　老宅拆掉时，她的父亲难免唏嘘，感慨“老屋再也看不到了”“难免老泪纵横”，但还是选择了支持。如今，他平日就守在书院的图书馆里，登记借阅信息。

　　梅静把听松书院的功能分成了五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公益图书馆。目前有图书两万册左右，半数是她买来的，花了三四万元。其余有她在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的同学捐赠的，也有社会捐赠。

　　这些书最多的就是青少年读物，固定读者有400多名，其中最多的是孩子。尽管书院里有不少农业书籍，但“真正来看书的农民相对较少”，反而是村里那些年轻的妈妈们更爱带着孩子来看书。到了周末或假期，会有小朋友带着作业来一待一天。这里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

　　梅静还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带她去北京。她特别羡慕北京的孩子，“有特别多的公共文化活动和空间”。她到清华大学求学之后有了个“白日梦”，“想给故乡也建一个这样的空间”。她老家的孩子除了在家里边打游戏，公共社交场所只有网吧，“没有其他地方”。

　　如今这个梦不再是空中楼阁，在梅静看来，书院并不只是看书的地方。几个小朋友坐在这里聊天，下会儿棋玩一会儿，她都会觉得欣慰，“农村缺一个这样的公共空间”。她认识一些做乡村建设的同事和做传统文化研究的同学，会利用周末时间把他们请来开讲堂。

　　书院对外开设公益文化课程，比如为当地青少年教授书法、国学等。美育、写生课程则需要收费，一般100元一堂。这样的价格在大城市算不上高，在村里却不同，书院的工作人员会与报名者访谈，判断对方家庭的经济情况，给一些经济困难的家庭减免费用。

　　梅静还办了幼儿班，尝试自然启蒙教育，“孩子们需要真正地了解乡村，他们要到户外去活动，了解时节，了解生命和收获的过程。”

　　但她发现，书院最终还承担了一些她原本没有设计的功能。当地没有人或机构给年轻人做职业引导，听松书院的公益课程里，因此出现了就业指导课，给高中生讲大学和人生规划。梅静邀请自己的同学或朋友来村里讲课。

　　硕士毕业后，梅静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了6年，进村考察，调研传统村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段时间她几乎走遍了中国，只有新疆、福建、黑龙江等少数几个省份没有去过。

　　她所到的大多数村落，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青壮年难觅踪影。她一边觉得村子很美，一边觉得遗憾。没人维护的老房子挂满蜘蛛网，很多成了断壁残垣，“曾经三四代人几百年传承积累的东西，几十年当中就倾颓了”。

　　她看着这些美好的东西像火光一点点熄灭。“我总思考我究竟能做点什么，而不是只完成单位给的考察工作，把档案表或发展规划给政府一交，就不再管究竟有没有人去把规划落实。”她给考察过的那些村落设计过很多“活化”方案，比如这个村子可以放具备当地资源优势的产业，那个村子的教育布局点应该是那样，每个村子更有价值的是哪几栋古宅。

　　但方案做完之后，谁去做？梅静越来越觉得，自己一直在做的工作“好像永远封在一堆表格和档案里”，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那些村子要么继续越来越衰败，要么变成一个只剩下空壳和表演者的旅游村。就连文化遗存众多、保护得不错的古村落，也几乎都后继无人，就像那些被掏空的普通村落一样，被城市化甩在后面。

　　最终她决定从自己的家乡开始改变，她的老家“明显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村落，也是她最熟悉，最有感情的地方。

　　“我们需要把它原本留存的东西现代化，但是又保存它原先的文化底蕴，让它有新的职能。就像织布，一个织布机经纬断了，你接续它，要让这个织布机用传统工业或纺线重新使用，让我们现在穿起来还舒服。”她说，“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抱着做实验的心创办书院。”

　　梅家祖上是在雍正朝的时候，为了守皇陵来到了清西陵，到现在大概有300多年历史。梅家老宅所在的地方，清代归泰陵内务府管。她出生、长大的村子叫做五道河村，也是现在的西陵镇镇政府所在的村子，整个清西陵区域经济文化“最集中”的地方。

　　用梅静的话说，西陵这个地方不是普通的农村，当地人多少都有一些文化修养，她小时候曾跟着村里的老人学书法。那段经历让她觉得受益匪浅，那时没什么课外读物，练书法的过程中她接触了许多古诗文。她把自己如今的举动称为对家乡的反哺。听松书院门口的一幅字就是那位老先生的手笔。

　　“我在这儿长到13岁。”坐在听松书院的沙发上，梅静陷入回忆。小学毕业后，她跟着家人搬去了易县，在县城的中学读书。她也是那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两个人后来都去了北京，一个去了清华大学，一个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毕业后，他们留在北京工作、结婚。2010年，这对小夫妻一起贷款买了房子。他们慢慢攒钱，慢慢还贷，慢慢养孩子，日子过得“就跟普通大学毕业生一样一样的”。

　　那时他们有很大的可能不再回农村生活了。

　　“改良一方水土”

　　但梅静始终怀念农村。她回忆在北京的生活，大学时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图书馆，每半年会去看一次话剧或演出，看展览倒是比较多。但她并不觉得那些对她的触动，比乡村、比大自然给她的触动更多。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大城市的生活，比如我。”她说，“我更喜欢晚上周围安静听不到车轮轧路面的声音，喜欢食物没有经过复杂加工的样子。我不能在一个全是地砖、水泥路面的地方，走不到松软的土地上真的会觉得不踏实。我也不能看不到山。”山给了她很多慰藉，她小时候，不开心就会走到老宅北边的大山里倾诉。

　　“有很多人实际上也并不喜欢城市，但城市能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好的教育资源，所以这部分并不喜欢大都市的人被迫留在那里。如果教育、医疗是第一位的，收入就是第二位的。”她对记者说，“教育才是返乡最大的困难。”

　　这也是她自己回乡后面临的困境，她把自己当时的处境称为“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在老家，让年轻人选择留下的第一个障碍是个人的发展平台。梅静倒觉得这个问题好克服，作为一个回乡创业者，她不但打算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还想让书院成为更多人学习和就业的平台。

　　但她的两个孩子都需要上幼儿园，却无处可去，她惊觉自己面对的是整个乡村教育资源的缺口。这个问题一度让她开始考虑回北京，或者，起码等两个孩子都读完小学。

　　最终她一咬牙，决定在听松书院里加上启蒙幼儿班。

　　如今每天被送到书院的孩子有10个左右，其中一部分是附近村民的，也包括梅静的一儿一女。

　　听松书院的幼儿班每天有一半的时间都会让孩子们在山野中嬉戏奔跑，雨天会允许他们穿着雨鞋在泥坑里蹦跳。老师上午在山林中给这些平均5岁的孩子讲解叶子的形状和功能、蘑菇的种类、蜗牛的生活习惯，下午在书院中带他们朗读国学经典，练字或画画。

　　带着孩子散步时，遇到绿色的毛毛虫横在路上，梅静会蹲下身，用草棍挑起这只小拇指粗的虫子，给孩子们讲解它受到惊吓时的反应。母子三人讨论一会儿，梅静就会把那小虫放回路旁草丛中。

　　幼儿班的苑老师也是附近村子招聘来的，幼儿师范专业，终于也在自己老家附近找到了对口的工作，薪资待遇“比县城里有编制的幼儿园还好些”，而且还是少见的森林幼儿班。

　　在听松书院2000多公里外的福建内龙村，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毕业生的硕士生林炉生也在做类似的事情。这个年轻人一直关注家乡，也关注流动儿童教育等乡村问题。

　　林炉生幼时住过的陶淑土楼，是福建漳州市云霄县内龙村所有环形土楼中最大的一座，住着30多户人家，冬暖夏凉，楼前还有个池塘。但整个福建的土楼里，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得到国家保护或得到商业开发。陶淑楼就和其他大多数土楼一样，同乡村一起慢慢凋敝。

　　内龙村全村有900余人外出务工，约占村总人数的52%，村里有40多名留守儿童。经历了“撤点并校”之后，村里没有幼儿园和小学。

　　林炉生站在他的书院里注视他的家乡，看到了很多小时候没有的事情。他看到家乡农民的牛蛙养殖业造成了水源的污染，种植的速生桉树又导致土质变坏，忍不住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能仅仅关起门做书院，而不去试图改变家乡。他同父母抱怨，“家乡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但他们第一句话就叫他不要多管闲事。

　　“现在农村有一句话，‘只要赚到钱就可以了，但是怎么赚钱不重要’。”林炉生不喜欢这种风气，觉得就像一棵树种在一块土地上，树底下的水土是坏掉的。他希望自己的书院成为这座小村庄里提供文化和教育的地方，终有一天“能够改良一方水土，滋润到其他的角落”。

　　林炉生在跟留在村里的青年、妇女们接触交流时发现，这些脚踩着泥土的人，对自己周围的乡土文化很没有自信。

　　“他们觉得村里那些传统的东西很不好，因为整个社会都在发展城市，在摒弃乡村。但你看像甘地这样的人，做教育时也办托尔斯泰农场和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和凤凰村是甘地1904年左右在南非创办的基地，进行精神道德实验，村民们来自世界各地，种地为生，自给自足，甚至自己教育孩子。

　　林炉生创办的陶淑书院在村里训练留守妇女，让她们成为幼儿班的老师。有人质疑，觉得她们学历不够高，但他看到的是她们完全可以胜任。

　　“可能在幼儿阶段我们不一定要给孩子太多的知识教育，但她们对孩子很愿意用心，也愿意学习，不断地成长，我们的书院几个妇女刚刚拿下了保育员的证。”林炉生相信，很多乡村在这件事上或许都有共同的需求。书院让他很累，但他对未来“比较乐观”。

　　听松书院的员工大多也是五道河村当地人，前台的庞莲是位农村留守妇女，她丈夫常年在京津打工。书院一建起来就吸引了庞莲的注意，她很喜欢这个“有很多书可以看”的地方，她的日常生活中很难找到买书的地方。趁着孩子大了，书院也在招人，她应聘来了，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镇上有了书院真的不一样了，起码小朋友有了看书的地方。”她对记者说。

　　但梅静还是为招不到老师而苦恼。目前的课程里没有数学和英语，当地很难招到老师。前两年的暑假还好，一个美国的园林专业研究生机缘巧合认识了梅静，每年暑假都来听松实习教英语，可惜如今毕业了。

　　书院也没有大城市来的幼教老师，曾来过一个，梅静觉得反而不合适。那位老师并不认为村子是长久要停留的地方。

　　当你看到这一批人，你会觉得乡村有希望

　　近几年不断有人找梅静，夸她的书院不错，问她“要不咱们投投资”，找一些大财团，把附近村子的人都搬走，恢复泰陵内务府原本的样子。

　　但梅静期待的不是这样，她更希望家乡能够带着传统中好的部分“活化”，发展起来，而不是变成一个没有人真实生活着的景点。她认为那不该是传统村落的唯一出路。

　　从听松书院往北走不远，就是乾隆皇帝生母孝圣宪皇后安息的妃陵，在剧作家的安排下，墓主人在各种宫斗剧里风生水起，却并没能给这座大门紧闭墙壁斑驳的建筑带来“流量”。

　　从2014年起，梅静已经给县里的文物保护部门提交3版清西陵发展保护方案，提出自己的建议。她称之为“针灸式的改造”，有机地保留原住居民，一点一点去改变。

　　比起为家乡担心，书院的生计离她更近一些。幸好，“活下去”已经不成问题，一方面是民宿能够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她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师达成长期合作，请他们带着学生在清西陵进行写生课，算是有了稳定的“客源”。

　　梅静希望听松书院至少成为家乡的一个就业平台，除了有民宿的产业，还能有文化创意产业。这些产业的盈利用来支撑公益的教育部分。虽然不能解决从幼儿园一直到中学的需求，也不能像城里有钢琴课有芭蕾课有蒙氏教育，但听松书院很自豪地介绍自己“有自然乡土，有农耕，有时节，有农村老师的朴实和爱，有健康”。

　　她有些羡慕福建的得天独厚，拥有自古传承下来的天然文创产品——茶叶。但其他地方很多古老的工艺，慢慢地就没有什么人用了，产业很难再继续发展下去。她清楚文创产业不是“做出一个好产品来就OK了”。其实她给清西陵设计了很多产品，但不敢生产。因为流量不够，也没有渠道。“一个胶布或者文件夹，打样费至少要2000（元），至少要生产500卷。那我就要犹豫了，我把它生产出来了，卖得出去吗？”

　　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秘书长李志艳长期为国内的资助机构提供战略设计服务，对梅静和林炉生的故事都了解，也不怀疑“每一个乡村创业者能够把自己的乡村建设得很好”。但他也在考虑，这两位创业者尝试的乡村发展模式，是否能在中国所有乡村复制。“像西海固那样资源没有那么好的该怎么办？我特别困惑，不知道众多中国乡村的出路在哪儿。”

　　梅静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她承认，西陵拥有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而她作为个人，现在能够顾及的也只有她的家乡。像她和林炉生这样高学历的返乡创业青年并没有成为乡村常态。

　　李志艳向他们提过同一个问题，他担心书院幼儿教育的理念跟不上专业幼儿教育机构，“系统性不够”。用他的话说，教育不是把孩子带到一个地方，让他写书法和诵经那么简单。他的建议是，书院可以与专业的儿童教育机构多接触多合作。

　　梅静正准备去同样做乡村教育的另一所机构取经，那边的一些老师是返乡青年，还有城市里退休后想去乡村养老的人。这些人带着智力资源和人脉资源，回到家乡做幼儿教育。

　　用那所机构负责人的话说，“一部分人对乡村抱着绝望的态度，但是当你看到有一批人非常有热心，有脚踏实地精神，你就会觉得我们的乡村有希望”。

　　梅静最近刚收到一条让她感到了希望的信息，一位家长曾把孩子送到她这里，后来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搬去了易县，最近却决定要带着孩子回来了。对方发现还是不能接受小孩每天只能接受十几分钟的阳光照射，剩下的时间就在屋子里待着。

　　“我们的小孩个顶个儿的身体好，虽然可能黑点儿。”梅静说着，双眼发亮。（张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