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网易研究局围绕乡村振兴、城镇化等热点话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

　　刘守英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这两大政策是并行不悖的，乡村振兴不简单是把进城的人弄回来，而是鼓励进城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回来之后要有事做，有制度和金融支持他去做事。

　　【专访实录】

　　网易研究局：有观点认为，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乡村的衰落。您怎么看？

　　刘守英：城市化是否一定会带来乡村的衰落，这个要专门研究。现阶段，整个乡村最突出的变化是出现分化，一部分村庄衰落，还有一部分处于活态。城市化的基本规律是人从乡村进到城市，但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是可以流动的，因此，有人进城，也会有人下乡。

　　网易研究局：此前，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农民进城落户，现在“乡村振兴”又鼓励农民回乡，您怎么看？

　　刘守英：实际上，这两个政策是同时讲的，一个是新型城镇化，一个是乡村振兴，它们是并行不悖的。

　　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进城的人要落下来，要让很多常住人口变成户籍人口，解决他们的城市权利。

　　至于乡村振兴，是要解决乡村衰败的问题。乡镇衰败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乡村发展权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乡村还会衰败下去吗？如果没有发展权，收入差距那么大，农业的回报那么低，什么都不能干，人怎么可能回到农村呢！

　　乡村振兴不简单是把进城的人弄回来，而是鼓励进城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回来之后要有事做，有制度和金融支持他去做事。一定不是这个人在城里待不下去了往回跑，而是乡村有机会和发展空间吸引他回来。

　　总之，一定不要把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对立起来，这两个是并行不悖的，核心是要素要打通。

　　网易研究局：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否需要政府加以引导？

　　刘守英：这是绝对错误的。乡村振兴最要防止两件事情的发生，第一，在城市搞规划的人跑到乡村画图。要知道，每个村庄的特点各不一样，只有本地的农民最熟悉它的特点和优势，也最爱护他的村子。如果用城市的规划理论来改造乡村，下一轮乡村振兴就变成了乡村被折腾了。

　　第二，要避免只有政府的战略基金。政府能容易做的事就是做规划，做指标，做进度，做工程。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想火起来，一般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政府等得起吗？政府要做的是推一把，促一把，千万不要把乡村振兴变成政府一头热，核心是要把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好。

　　网易研究局：您曾说过，别指望农二代回村庄，也不该把他们当作城市的局外人，如何才能让“农二代”不成为城市的局外人？

　　刘守英：如果想让乡村活起来，也让城市化健康起来，核心是再也不能按对待“农一代”的方式来对待进城的80后、90后以及未来的00后。“农二代”进城，首先要能落得下来，这就得保证他们能享受到应有的城市权利，比如孩子的教育权、基本的保障权、公共设施的分享权等。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城市要对进城的人开放权利，未来乡村也要对村外的人开放权利，双向开放才能让城市避免一些乱子，让乡村避免更大的衰败。

　　网易研究局：城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但是一些城市在限制人口规模，您怎么看？

　　刘守英：特大城市，人该不该留？哪些人该留，哪些人不该留？这些问题不好回答，但是城市发展的规律是挡不住的，人往有机会、有效率的地方走，因此，特大城市还是要开放给所有人，但可以采用代际的办法来解决。

　　“农二代”想要就业赚钱，肯定是往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走，他未必想在北京、上海买房住下来，他也买不起，这些大城市可以做的是延长进城农民就业和分享收入的机会，尽量让他们在城市待得久一点。还有就是，要发展租赁住房，把租房成本降下来，让“农二代”们住得体面。将来他们告老还乡，很可能不是回到村子里，而是回到县城，政府就要想办法让他们在县城安居乐业。

　　接下来要解决“农三代”的问题。这一代人的孩子，那就要彻底平权，给予他们居住、教育等权利，当然这也要分阶段来落实。

　　总之，我们不能用粗暴的办法把人分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能组合成一个宜居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