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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轻村官”:女大学生闯入政途十年

发稿时间:2019-11-01 17:08:24 来源:

  2018年5月底,刘家山村“两委”选举前夕,白一彤正和该村选举委员会沟通协调选举办法。 (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

  曾经,因为父亲一意孤行,她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如今,仍是父亲的“远见”,让她的乡村政途得以继续。

  2011年12月28日,白一彤成功连任村委会主任,但得票率从上一届的98%掉到了72%。自觉已成熟的白一彤认为,得票率下降和父亲瞎折腾有关,也和自己没有让村民真正富起来有关。

  2018年,父亲白延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有关部门带走。九个月后,他以涉嫌诈骗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等3项罪名被起诉。

  2019年被医生诊断为中度抑郁的白一彤,常常成宿地睡不着觉。她想过退出官场,但立马就会喃喃自语式地否定自己:一切都会过去。

  下属见到白一彤,从来不喊她“白镇长”,而是直呼其名。

  “嘿,白一彤来签个字。”2019年9月23日上午,白一彤坐在办公桌旁接受采访,远处传来下属的声音,她走过去扫了一眼材料,拿起笔就签字。

  白一彤是陕西清涧县高杰村镇人,2016年开始以副镇长的身份在各种公文上签字,当时刚27岁,是清涧县最年轻的“镇领导”。

  她身上还有一个与“年轻”相关的标签——中国“最年轻的村官”。2008年底,19岁的白一彤正读大二,被父亲白延林叫回去竞选村主任,次年1月,她以98%的得票率当选高杰村镇高杰村委会主任。

  此前从未考虑过回村当“官”的白一彤,一晃眼就是10年,还成了国家干部。

  这是一名大学生在乡村摸爬滚打的成长史,而在这十年间,白一彤的仕途被牢牢打上了父亲的强权烙印,高杰村的权力结构折射出了乡村治理的复杂土壤。

  2018年9月19日,白延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有关部门带走。九个月后,他以涉嫌诈骗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等3项罪名被起诉。

  突然降临的祸事可能成了压垮白一彤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2019年,她被诊断为中度抑郁。

  “拎得清”的人

  白一彤平日很少化妆,连涂抹红唇的习惯都没有,一头乌黑的短发中接了一根红发,新做了美甲还要向一旁的人炫耀。

  同事王改艳的印象中,白一彤属于敢于直言的那种人。2018年,一位男同事因不满上级对扶贫工作频繁的检查,顶撞了一句:“你问的问题,我包村干部能不知道吗?”

  镇班子后来通报此事,白一彤为他辩解:“现在不搞‘一言堂’,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发两句牢骚抱怨没什么的,要允许别人发泄嘛。”

  敢于对上级说“不”的白一彤,对下级经常是“软硬兼施”,这让高杰村镇最近有项工作在全县领先。

  高杰村镇有户籍人口12000多人,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常住人口不到一半。按照计划,清涧县要在2019年底实现全县脱贫“摘帽”的目标。2019年第二季度一开始,上级便要求在9月中旬之前,镇政府需统计各村在外人员的医保和养老保险的缴纳情况。

  这忙坏了分管医保、社保等工作的白一彤。当过村委会主任,她心里清楚,这类工作既不涉利,也不增名,“特别不好做”。

  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王改艳很快就意识到这点,没有被认定为贫困户的家庭不愿意配合与脱贫有关的工作,村干部也不太上心。

  王改艳只好求助白一彤,白立马打电话给相关的村干部,大声嚷道:“你不做,难道让我来做?以后还想不想争取项目?”

  白一彤嚷了一两次后,王改艳发现工作推进起来确实更为容易。

  没想到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县里又要求提交其他的证明材料。不了解过程的村干部责怪镇政府通知不到位,害得他们要重新一一打电话找人要材料。

  白一彤这回没有“嚷”了,而是跑下去做村干部的思想工作,说即使这次不要,以后还是会用到,趁这次把材料都收了,免得以后麻烦。

  到了大限将至的8月底,还有几个在外务工的人,说单位不愿提供,材料交不上来。白一彤又急了,干脆跳过村干部,要来他们工作单位的电话,自己打过去直接要材料。9月中旬,高杰村镇的材料都交上去了,不少乡镇仍未完成。

  以这件事为例,王改艳说,白一彤是那种“拎得清”的人,办事目标明确,非常清楚能通过什么方式去达到目标。

  处理信访问题亦是如此。

  去县上劝访民回村,她也会用一些“你先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努力协调”的话语技巧来应付他们。她知道,规定时间不劝回访民,“是要挨处分的”。

  工作中,白一彤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她说笑是给同事看的:“乡村工作这么苦,我再愁眉苦脸,这工作还怎么做?”

  跷起“二郎腿”

  从一个没有任何乡村生活经验的大学生,到一个对乡村有着自己见解的基层官员,十年间,白一彤的性格已经收敛了很多。

  以前遇到难处理的事情,白一彤经常是直接开骂,“净是些难听的话。”王改艳说,而且不懂得周旋。

  敢于开骂之前,她有一段苦闷期。2019年9月,她的大学老师周政回忆,刚当上“村官”那段时间,白一彤经常向周政诉苦,说她在村里听到对自己最多的评价,就是“她还是个娃娃”。

  做过知青的周政给她出了一个主意——适时树立威信。

  很快,白一彤就摸索出一个方法,从一个小动作开始。

  一次,村委会开会讨论村里的人事问题时发生了分歧。提名人选本来已在村民代表议事委员会内获得大部分同意,但有人还是不同意,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人”。

  争吵激烈时,又有人说她是“娃娃”。白一彤一下子激动了,有意跷起了二郎腿,冲着村委会班子成员厉声说道:“每次开会能不能不吵架,吵得我烦死了。”

  动作虽不雅,却增加了白一彤说话时的底气。在她看来,似乎这样做了,就不再是个“娃娃”。母亲是传统的家庭主妇,觉得女孩子这样做不够淑女,但父亲白延林看后反而认为挺好,还夸她“有点村长的样子了”。

  2019年9月23日,白一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笑着解释她无意识跷起的二郎腿,“这是当村主任时落下的毛病。”

  可要当好村主任,不仅是改变动作这么简单。

  刚接触评低保户的工作时,白一彤什么都不懂,按照村议事会的意见评完低保后,半年内接到了数不清的电话,全是骂她的话,有人还威胁她,“信不信我揍你”。

  白一彤的应对之策是“狠”:办事要“狠”,说话要“狠”。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也是被逼出来的,不狠不行。

  她刚回村履职时,很多村民围堵她催要2008年粮食直补款。原来,有部分村民此前一直没有缴纳参加农村合作医疗所需费用,村委会只能用粮补去抵扣。

  被村民逼得没有办法,白一彤只好拿家里的钱贴进去,才算稳住了村情。

  之后再催缴医保款时,白一彤站在田间,叉着腰对村民厉声喊话:“今年不缴医保款的,取消低保的评选资格。”

  白一彤到任之前,高杰村农民的“一卡通”都由镇政府保管,村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领多少医保、低保、粮食直补等,往往是村干部代领后再发到村民手里。一个偶然的机会,白一彤接受记者采访时才知道原来农村还有“一卡通”。于是她直接跑去镇政府,想把卡发放到农民手中,镇政府不同意。

  没有其他的办法,执拗的白一彤便带着记者一起去要,还“威胁”领导:不发就曝光你们,最终帮农民要回了“一卡通”。

  “为此事,我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白一彤说,换成现在,她还会去给村民讨个公道,但会采取柔和一点的方式。

  划掉父亲的全家福照片

  步入政途对白一彤来说是误打误撞,但却是父亲白延林为她规划的道路。

  2008年下半年某天,白延林告诉正在安康学院读大二的白一彤,说村子里很乱,几次选举都选不出村委会主任,“要不你回来当村长吧!”

  在此之前,老家高杰村对白一彤来说,几乎是个陌生的存在。1989年12月,她出生于此,半年后即迁居别处,中途仅回村三次。在她记忆里,那里除了破漏不堪的窑洞,就是“土”——山和人皆如此。

  “回到这里完全是个意外。”2019年9月24日,白一彤说,倘若她弟弟当时年满18岁,回去的可能就是弟弟。

  经不住父亲再三催促,白一彤偷偷从学校跑回村里,跟着父亲拜见当地有威望的老人。实际上,在她回村之前,村里的事基本上被“摆平”了,“我只需要去见个面”。

  选举还没开始,白延林就承诺春节前给每户派发1000斤煤。

  承诺的实惠不只是“煤”。发表竞选演说时,白一彤许以十项承诺,包括修路、建楼、搞运动场等。十项承诺中,真正是白一彤提出来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将村里的古窑洞开发成小别墅,这一灵感源于她到西安旅游时看到的城中村,其他的承诺都是白延林提出的。

  选举没有悬念。2009年1月14日,19岁的白一彤以近98%的得票率当选村主任,村里有461人到场投票,450人选择了她。

  “最年轻的村官”引起了舆论关注,其中包括对其程序合法性的争论。陕西省委组织部和陕西省民政厅联合派员到高杰村调查后,认为程序合法,在提交省委的情况说明中写了四个字:“村情平稳”,时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张长青对白一彤作出了“有思想、胆子大、有事业心”的评价。

  然而对村民来说,上级的评价并不那么重要,她怎么做不要紧,他们更看重的是白一彤身后的“显赫”家族。

  2019年9月26日,村民白淑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白一彤的家族对村里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投入,“就是派来一个更小的娃娃,我也认。”

  白淑云很早就认识白延林。在她印象中,55岁的白延林是白氏三兄弟中最不爱读书的,退伍后先在乡镇武装部工作,后来去了榆林,“平日会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的背景资源”,比如他自称是某卸任领导家里的常客,在他曾用的名片上,写着的是数个杂志的记者部主任,被称为“陕北最牛的记者”,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白延林车号和手机号码的末五位数字,都是“88888”。

  白延林的大哥白延强,曾在榆林公安局工作,二哥白延平是榆林新恒安集团董事长,长期支持侄女白一彤发展,宣称只要白一彤缺钱,就可以去找他。

  有了家族力量的加持,“村官”白一彤的开局强烈地激荡着高杰村的民心。

  2009年春节刚过,当白一彤还在学习如何开会,以及怎样与村民沟通时,父亲白延林已自掏腰包租了推土机,3天之内就将通往深沟枣林的环山公路推了18公里,换来了村民的信服。

  上任后一年多时间内,和其他村民一样,白一彤也感受着来自父亲的特殊能量,“修路、设灯、建戏楼,我估计他至少为村里投了四百多万。”“他有太多煤矿老板朋友,要个三四十万不是难事。”

  要知道,这个凋敝的村庄,从2005年开始就未添新的建筑。

  不过,从一开始,白一彤就感觉和父亲合作的“不舒服”。修环山公路时,白延林就在村民的裹挟之下,趁修路的机会,强砍了外村人常家雄在高杰村土地上种的枣树,引发了冲突,但那一块并不是修环山公路的必经之地。白一彤为此去责怪父亲,遭到了父亲一顿骂。

  白延林的强势甚至影响到了白一彤和时任村支书白海宏的相处,并把她推向尴尬境地。那时,白海宏在外面的门路少、能找到的资金也少,话语权也少,在村里“成不了什么事”。

  白一彤的“哥们”边锦春回忆,白一彤不止一次抱怨,说白延林这样做是把她和支书对立起来,“脑子进水了”。

  看到了白延林的“能量”,村民有事连白一彤也不找了,觉得找她父亲更有用。有一次,村民白家熊看中了村里一块荒废的土地,直接找到白延林说要种那块地,收益分给村民。白延林当即答应。

  结果是,白家熊并没把收益分给村民,连土地承包款也不交。村民三五成群跑去村委会,向白一彤施压,找她要说法。

  手足无措的白一彤把自己关在屋里大哭了一场,感觉父亲糟糕透了,自己就是个“空架子”。

  她找到了一张全家福,上面有父母、自己、弟弟还有一条小狗,然后用美工刀划掉了白延林,她想把父亲从自己的生活中抹去。

  难以摆脱的父亲

  2011年12月28日,任期届满的白一彤成功连任村委会主任,但得票率从上一届的98%掉到了72%。

  自觉已成熟的白一彤认为,得票率下降和父亲瞎折腾有关,也和自己没有让村民真正富起来有关。

  2011年快换届时,村民白福旺质疑白延林修戏楼是为了给白一彤打造政绩工程,没有让村民享受到实质利益,“还不如引进经济作物”。还有忍受不了白延林到处“吹牛”的老党员站出来,认为这败坏全村风气。这些不满最终都传导到了选票上。

  “摆脱父亲”成了白一彤第二个任期伊始就开始谋划的事情,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对外宣布不再要父亲的一分钱。

  白延林此时也认为村里发展肯定不能完全靠家族企业支撑下去,既然女儿想自己做,就让她放手去干。因此,在白一彤第二个村主任任期内,经常奔走西安和榆林之间的白延林很少回高杰村。

  没有了父亲的牵制,白一彤到处争取项目,希望能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2013年,急于想证明自己的白一彤决定与投资者合作养鸵鸟。没想到鸵鸟食量很大,村里没有足够的草,鸵鸟就到处跑着找食物,一会跑到农田里,一会跑到公路上,成了村里最大笑话,鸵鸟项目成为一大败笔。

  随后,白一彤又向上级扶贫协会打了一个报告,希望能够获得资金养羊,扶贫协会建议因地制宜,建红枣烤坊。钱批了,设备也买了,但烤坊半途而废。

  白一彤还想方设法争取资金搞蔬菜大棚、建红枣酒厂,但无一例外地遭遇了“一地鸡毛”的窘境。

  无奈之下,白一彤放弃了投资产业的念头,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因为这更容易让她获得成就感。

  先要解决高杰村常年缺水的难题。白一彤不想找父亲白延林要钱,但最终还是借助了父亲的关系网。

  白一彤学起父亲的样子,与一些企业老板在饭桌上谈,先动之以情,希望他们能体会农村的艰苦,捐些钱青史留名,再诱之以利,承诺以后回村里投资项目,她可以从中协调支持。就这样,白一彤前后找到了30万元。

  三个月后,高杰村打了五眼水井,但只有两处有水。虽然没有实现井水覆盖每家每户的目标,但部分高杰村村民至今仍感念她为村里做的这件事。

  通过第二任期的努力,白一彤获得了些认可,2014年底在任期快结束时被推选为村支书。

  连白一彤自己也没有料到,她当了村支书后,村里竟然选不出新的村委会主任。

  这时,父亲白延林又频繁回村了,带着新的目的——他想让女儿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一肩挑”。

  白一彤闻讯和父亲大吵了一架,说“一肩挑”的压力大。白延林不听,反而说她不懂,他觉得兼任,更方便开展工作。

  没办法,白一彤只好听任白延林私下到处找村民做工作,这一次和2008年那次不一样,白延林没有承诺好处,也就没人听他的。

  2019年10月,白一彤在镇政府服务中心给村民办理养老保险信息修改。 (受访者供图/图)

  辞了村支书,成了公务员

  与白延林的想法背道而驰,白一彤最终不仅没兼村主任,还主动辞去了村支书的职务。

  起因与一段公路有关,2014年底,政府修清(涧)石(楼)公路时,要征用高杰村的坝地。村民觉得上面的补偿款被村委会拿走了,要求村委会公开账目。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笔钱进到过村里的账户。”白一彤解释,她也想公开,以自证清白。

  2019年9月24日,曾与白一彤搭过班子、现已赋闲的村会计白青凡回应南方周末记者称,他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村上的财务不少是糊涂账。

  风波越闹越大,夹在乡镇和村民夹缝中的白一彤有点招架不住。更让她恼火的是,站在她背后的父亲,为了让她一肩挑,仍在村里“瞎折腾”。

  和结婚两年的丈夫商量后,2015年下半年,她便瞒着父亲把村支书的职务给辞了,回家安心养胎。

  此时的白一彤已经多了一个挂职副镇长的身份。2015年8月,为支持“大学生村官”发展,清涧县决定选拔9名优秀的“村官”担任挂职副镇长,白一彤脱颖而出。

  报考“大学生村官”也是白延林的主意。白一彤当选高杰村村委会主任后,其原就读的安康学院专门为她准备了长达85页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学习方式以自己看书为主,每学期她都回校考试。2010年6月,白一彤一毕业,白延林就让她去考“大学生村官”。

  此“村官”与白一彤当时担任的“村干部”是两个概念。

  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推动下,从2008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选聘2万名大学生到村委会担任村干部助理,他们被称为“大学生村官”,虽没有编制,但可以享受优先进入体制内的便利。

  考上“村官”后,白一彤去县委组织部报到时还有个插曲。办理手续的年轻人不认识她:“你被分到了高杰村,你在电话本上查下村主任的电话,让他来找你。”旁边的人笑了:“你面前这位就是高杰村的主任。”

  以“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当着村领导,白一彤再次成为关注的对象。这也给她带来了不少自信,她总会提起和其他村官去作汇报演讲时,她得到的掌声最多,常常让她压轴。

  2016年,白一彤结束了挂职,正式就任高杰村镇副镇长,进入体制,成为公务员。

  曾经,因为父亲一意孤行,她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如今,仍是父亲的“远见”,让她的乡村政途得以继续。

  父亲被抓

  当副镇长的这三年间,白一彤生了两个孩子,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并没有做过太多的事。

  2017年,白一彤想推广大面积种植槐树。当时觉得红枣连年歉收不是办法,她就跑到外面调研,发现种槐树是个不错的赚钱选择,槐树花可在烹调时使用,也可做中药或染料,还是可供蜜蜂采蜜的蜜源。

  多次往返于县城和农村,白一彤说服了村民,要到了村集体土地,也获得了林业部门的支持。但苗种下了之后,她很快发现从千里之外买回来的竟是“死苗”,后来才知道去买苗的是包村干部的亲戚。“这里面有多少猫腻,不用我给你解释了吧。”白一彤说,“这就是中国农村的现实。”

  有人说她还是个娃娃,但白一彤不这么认为,因为她觉得她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去理解中国农村和工作的逻辑,不再单纯。

  “村里的那套我太熟悉了。”白一彤现在带队下去主持村委会选举,就要先了解各村庄的势力格局,涉及合并村的,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关系怎么协调都是学问。决定带哪些人下去也颇有讲究:既要有看起来能干的,也要有嘴皮子快的,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对白一彤来说,她已逐渐熟悉的乡村现状,时常让她陷入一种自我矛盾中。

  作为代表参加市人代会、到农村一线去宣讲政策时,她都是个绘声绘色的“入世者”,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村民多争取项目,为脱贫致富贡献才能。。

  但当高杰村镇农民期望在发展旅游、种植大棚蔬菜等方面有所突破时,白一彤又像个“出世者”,表现出谨慎甚至悲观的情绪,她认为现在的农村很多事情办不了,因为年轻的、能力强的人都走了,也就更没有资源还能过滤到这里。

  最近一年,白一彤还陷入了另一种困顿——父亲出事了。

  2018年9月19日,白延林被带走的九个月后,公开的官方通报显示,白延林涉嫌通过为他人安排工作、办二胎准生证等方式谋利。

  那天接到消息后,刚生了二孩还在坐月子的白一彤,立马订了第二天的机票飞往北京,父亲一些朋友多方打听后,告诉她不要插手此事。“可我不管父亲,谁又来管他呢?”白一彤很无助。在她看来,父亲为人热情,只要是村民求他的事,他都会帮忙,“还是想振兴家乡。”

  被抓之前,白延林还给县委组织部长刘斌发短信、打电话,想在团县委换届时让白一彤当书记。诉求被拒绝后,白延林对刘斌进行了威胁,刘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了此事。

  白一彤的说法是,她事后才从白延林司机那听说了此事,“我爸好面子,一喝醉酒就爱吹牛,觉得靠几个电话就能要到官”。

  2019年被医生诊断为中度抑郁的白一彤,常常成宿地睡不着觉。她想过退出官场,但立马就会喃喃自语式地否定自己:一切都会过去。

  她迷上了老庄哲学,常把有关书籍放在床头,烦闷时就拿起来翻翻。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任淼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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