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历来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开启了乡村治理的新时代。

　　十年来，各地坚持党建引领，深入推进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全面深化改革探索和实践，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健全治理体系，创新管用方式，完善治理平台，解决突出问题，促进治理有效，努力实现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转变。

　　坚持“三治”结合，健全治理体系

　　浙江省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是“三治”结合的发源地。2013年，伴随着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开通，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繁重的征地拆迁任务，以及许多新居民的涌入，越丰村社会矛盾骤然凸显。通过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创新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等治理载体，当地有效调和了社会矛盾，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乡村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其中，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细落实，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牵头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探索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遴选推介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等工作抓手，推动各地完善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

　　以党建引领，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山东省莒县所有村“两委”成员每年在“公心节”大会上述职，村社干部每半年进行一次“公心体检”，用“公心”架起了干群“连心桥”；湖北省恩施州将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包村干部整合组建驻村“尖刀班”，统筹村级组织、农民群众、社会服务等各方力量，有效提升治理能力。

　　以自治为基础，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全面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首创于河南省邓州市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被多次写入中央文件，并在全国推广；浙江省象山县推行以“说、议、办、评”为核心内容的“村民说事”制度，实现“群众说得出、决策议得好、事情办得实、成效评得准”。

　　以法治为保障，加强农村法律服务供给，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推进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广东省惠州市的“法保姆”为农村法律服务短缺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山西省长子县构建县、乡、村联动，行政、司法、人民等多种调解方式统筹的“一纵多横”多元调解机制，有效化解基层矛盾。

　　以德治为支撑，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发挥道德模范引领作用，加强农村文化引领。江西省婺源县通过挖掘整理、宣传推广、深入践行三步，以“微家训”助推乡村治理；山东青州市侯王村把“孝治、孝兴、孝富”作为治村之策，昔日的散乱穷村变身为远近闻名的善治样板村。

　　十年来，我国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日益健全，各地在实践中坚持党建引领，努力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机结合并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各方积极性不断提高，共建共治共享氛围日渐浓厚。

　　创新管用方式，完善治理平台

　　在乡村治理改革创新的过程中，要将好的政策落到实处，需要好的方法和路径。十年来，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出积分制、清单制等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

　　山东省荣成市为所有的村居党组织、党员干部、农村群众建立了信用档案，并配套奖惩措施，在信用积分制的激励下，基本实现村村有志愿队、户户有志愿者；湖南省津市市创新“红色存折”“绿色存折”“爱心存折”3种制度，以积分激励党员主动作为，鼓励群众参与环境整治、开展志愿服务。

　　浙江省宁海县首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宁海36条”，明确“清单之外再无权力”，使村干部做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重庆市渝北区通过依法自治事项、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负面事项、依法出具证明事项“四张清单”，解决村级组织盖章证明多、工作事项多、考核评比多、机构挂牌多等问题，为村级组织减负增效。

　　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不少地方探索推动乡村治理资源、机制、方法与数字技术互融互促，致力于打造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创新实施“党建＋网格化＋数字化”乡村治理模式，构建“党组织全域覆盖、党员主动回格、治理精细高效”的网格管理体系，以信息化、数字化为支撑搭建了“覃塘数智乡村平台”，形成了联防联控联治的乡村治理合力。

　　在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村民在“仁里集”手机软件上，不仅可以查看村务、上传不文明行为，还可以在网上超市售卖本地特产、推广本地民宿。

　　从地方的实践做法中，农业农村部及时总结具有普遍性的内在规律，提升为全国范围的制度性安排——

　　推广积分制，鼓励地方通过民主程序将乡村治理各项事务转化为量化指标，对农民日常行为进行评价形成积分，并给予相应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推广清单制，鼓励地方将基层管理服务事项以及农民群众关心关注的事务细化为清单，编制操作流程，明确办理要求，建立监督评价机制，实现村庄事务制度化、规范化。

　　推广数字化，鼓励地方结合自身实际，以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倡导社会力量参与，与腾讯公司合作开发“为村”耕耘者村级服务平台，支持地方自愿入驻、免费使用。截至目前，该平台共入驻村庄6.3万个，服务村民超1299万人。

　　持续创新的治理方式、不断完善的治理平台，推动了多种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智能化、信息化、精准化、高效化水平。

　　解决突出问题，促进治理有效

　　婚车是朋友们凑的8辆小轿车；婚宴上主要是大锅菜、家常菜，用的烟一盒不超过10元，酒整箱不超过200元；没有花“重金”请吹鼓手、歌舞团……今年“五一”假期，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孙村村民吴会强为儿子、儿媳操办婚礼，整个婚礼花费不高。

　　邢台市近年来多措并举，通过细化村规民约、规范红白理事会章程、推广文明积分制等举措，综合治理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现象，培育红白喜事“适度办”的文明乡风。

　　当下，乡村治理中还存在不少难点、痛点、堵点，比如办事不便、养老困难、婚丧陋习、防灾意识薄弱等。

　　近年来，各地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针对农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研究破解问题的办法，努力补齐农村民生短板，为农民提供便捷服务。北京市怀柔区通过建清单、建队伍、建机制，实现了权限下放、窗口前移、服务下沉，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四川省珙县，由村党组织、村级老年人协会或其他社会组织、特殊困难老人、助老巡访员四方签订关爱服务合约，切实解决特殊困难老人实际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以党员服务站、号角集结站、便民服务站为载体汇聚治理主体力量，以居民点评会、楼长交办会、居民互助会、表扬评比会提高搬迁群众自治积极性，以物业管家、红色管家、线上管家、企业管家、监督管家集聚多方治理资源，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发展、能致富”。

　　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十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治理体系日趋完善，治理方式不断创新，成功解决了一些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乡村治理短板的加快补齐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全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