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树善治典型 发挥示范效应

　　——2024年度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综述

在福建省华安县仙都镇先锋村，干群共同协商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项目细节。　受访者供图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治理有效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和保障。2019年以来，五批155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近年来全国乡村治理工作的实践成果、创新经验，为各地树立了学习借鉴的样板。

　　为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了2024年度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这批案例共有46个，主要聚焦推进乡村组织振兴、健全治理体系、创新务实管用治理方式、解决痛点堵点问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5个方面，为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更多有益的借鉴。

　　党建引领、“三治”结合，健全治理体系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

　　黑龙江省宝清县构建村党组织书记选、育、管、用专业化管理机制，推动干事创业。江苏省张家港市善港村建强“村党委—自然村（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党群共治”的组织根系，推进组织根系全覆盖、自治机制全贯通、多元力量全参与。浙江省淳安县构建党建、发展、幸福联合体，推动强基固本、共同富裕、民生优享。安徽省临泉县创新“有事找书记”机制，做到网格管理全覆盖、便民卡发放全范围、矛盾问题全收集、诉求办理全闭环。山东省莱阳市姜疃镇创新“初心、公心、耐心、爱心、决心、真心”工作法强化党建引领，推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共富共享。湖南省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构建“党小组+村民小组+理事小组+合作小组”的“党小组+”组织体系，推进“和美屋场”建设。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从组织体系、权责关系、管理模式三方面规范村民小组运行机制，让党的领导贯穿到“神经末梢”。重庆市石柱县桥头镇探索实施“支部联建共绘蓝图、企地联手共聚资源、产业联盟共育业态、利益联结共同富裕、基层联治共享幸福”万企兴万村行动，促进改革发展。甘肃省兰州新区推进“强基固本”工程，坚持明责定权、夯基固本和多元共治，减负、赋能、增效同向发力。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部分案例综合运用村规民约、法律政策、道德舆论等方式，不断拓展“三治”结合的领域。

　　山西省洪洞县创新推行“联手说事”制度，凝聚党员、干部、群众多方力量，形成群策群力、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江苏省泰兴市宣堡镇引导群众自己立、自觉守、自主拓“规约”，引领乡村文明新风尚。安徽省绩溪县围绕“心气更和顺、生活更和美、社会更和谐、党群更和鸣”目标，创新“立、传、做”家风培育法。山东省沂南县开展同心共建行动，推动党群干群政治同向、思想同频、目标同创、行动同力。山东省莱西市深化拓展“莱西经验”，形成农村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发展融合、治理融合、服务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湖北省云梦县从规范日常管理、健全工作体系、提升治理效能三方面加强“法律明白人”队伍建设，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重庆市长寿区海棠镇以院落“微治理”为切入点，探索班子、路子、面子、里子、台子“五子共建”乡村治理方式。西藏自治区曲松县下洛村党组织统筹已有治理资源，完善传导、激励等机制，探索雪域高原治理新方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余丁村搭建民意征集平台，在“小事简商、急事快商、难事众商”分类议事机制中推动“三治”结合。

　　创新方式、建设平台，提升治理能力

　　乡村治理工作抓的是软件，务的是实效，要想取得明显成效，需要具体、具象、规范的抓手载体。部分案例结合当地实际，创新探索出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不仅深受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欢迎，也具备很强的借鉴推广价值。

　　天津市蓟州区马道村将村民消暑纳凉的休息点建成汇民意、解难题、办实事的“民情气象站”，打通收集民情、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内蒙古自治区科右中旗围绕“村里人讲村里事、村里事教育身边人”打造《村闻联播》节目，奏响文明乡风好声音。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在各镇村推行和美乡村物业化管理，探索形成“事情自商自定、人员自选自聘、资金自筹自用、效果自评自议”方式，使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湖北省利川市探索举办“邻里议事会”，引导群众主动说事、集体议事、相互评事，解决“谁来议”“议什么”“怎么议”“如何用”等问题。四川省富顺县以村民小组内小聚居、户数适宜的“湾子”为基础，建设“乡情小院”，激活“湾子”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部分案例探索加强平台建设，实现数据和服务互联互通、互动互享。

　　浙江省慈溪市以“群治分”数字化治理应用平台为载体，创新“积分+信用分”激励机制，高效整合政府、企业、群众等各方力量，营造了全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良好氛围。福建省福安市南安村健全网格化服务管理，用好法官工作室、评议员队伍、便民路线图、邻里连心树4个载体，整合建设“罗江微治理”平台，提升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桥镇创新探索“党建+网格化+数字化”三维治理方式，以网格化架构、智能化平台、制度化体系激活群众共建共治的内生动力。四川省借助企业力量，开发“川善治”微信小程序并在全省推广运用，实现村级重大事项集思广益、村级有用信息在线查看、群众难题在线处理，截至2025年3月，“川善治”已入驻村（社区）2.8万个，服务群众832.9万人。

　　疏通堵点、化解纠纷，夯实振兴根基

　　当前，乡村治理中还存在不少难点、痛点、堵点，比如“小马拉大车”、办事不便、养老困难、婚丧陋习等。部分案例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针对农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研究破解问题的办法，努力补齐农村民生短板，为农民提供便捷服务。

　　为破解基层“小马拉大车”难题，上海市崇明区从为“车”减负、为“马”增能、为治理提效、为治理强基四个维度发力；浙江省杭州市以清单化管理明确基层职责边界，构建以事前、事中、事后三道递进式减负关口为核心的“防火墙”机制，建立“数据+应用+平台”的“数智减负”一张网；山东省淄博市在乡镇（街道）层面创新推行“上门问事、下沉议事、一线办事”工作机制；针对基层填报报表负担重的问题，湖北省枣阳市探索推行“一套表”改革，形成一套报表管总、一个平台共享的数据获取模式。面对农村老龄化、空心化趋势加大的情况，福建省罗源县健全党建引领、问需于民和多元参与机制，破解“怎么建强堡垒”“怎么精准服务”“怎么共治共享”等问题；河南省民权县麻花庄村聚焦用活“一约四会”、弘扬传统美德、破除陈规陋习、凝聚发展合力，涵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放学后无人看护的问题，探索开办“四点半课堂”。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五指山老乡家园社区构建“农事城办”服务机制，破解搬迁群众办事难、就医入学难、融入难、致富难等问题。重庆市巫溪县文峰镇按照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无事酒”不办的原则，打好移风易俗“组合拳”。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推行红色物业进村，破解农村基础设施建、管、用等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部分案例聚焦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北京市密云区通过党建引领“一贯到底”、各方力量“一键上门”、工作开展“一轴联动”，创新建立区、镇、村三级“说法评理”平台。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以“分类+清单”“常态+动态”“联动+实效”为着力点，构建“3类问题联解、6项举措联用、5大保障联抓”的“365”乡村治理机制。安徽省桐城市将六尺巷典故蕴含的和为贵精神融入基层治理，创新推出以“党建领事、群众说事、多元解事、礼让和事、网格管事、群力防事”为基本内容的“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福建省华安县仙都镇用好用活“四对比、五算账”群众工作法，推进落实“善用‘对比算账’抓预防、巧用‘对比算账’解难题、活用‘对比算账’促满意”的工作机制。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创新推行“选、进、稳、调、清”五步农村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法，努力实现事心双解，平复基层“斗气”。陕西省宜川县云岩镇针对土地纠纷难化解等问题，创新推出“以株代亩”分田法，整合资源平整土地，将新栽苹果树按株分配到户，亩界变株界。青海省海晏县金滩乡推行矛盾纠纷“六小”化解法，聚焦小隐患、小纠纷、小环境、小问题、小案件、小需求，从日常“小切口”解决民生“大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以“和安”品牌创建为统领，构建多部门联动、多途径调解、市乡村贯通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矛盾风险防控体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64团依托“石榴籽”品牌调解室，通过“1+4+N”模式，即由司法所1名少数民族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指导，配备汉、维、回、塔塔尔族专职调解员各1名，统筹辖区N名连队（社区）优秀的各民族调解员力量，将群众内部矛盾消除在萌芽。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做好已发布典型案例的宣传推介和成果转化，持续发掘新的典型案例，成熟一批推介一批，打造治理有效的“金字招牌”，充分发挥其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同时，鼓励各地深入研究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的办法举措，探索有效治理的路径方法，着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