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扎实推进乡村职业经理人引育专项工作”。乡村职业经理人被形象地称为“乡村CEO”，是负责乡村产业运营管理的专业人才，核心职责包括整合乡村资源、策划特色项目、拓展销售渠道等，他们一头连着亿万农民的“钱袋子”，一头系着乡村振兴的“大棋局”。长期以来，部分乡村坐拥资源却面临“有资源无业态、有资产无资本”的尴尬，集体增收渠道单一，村干部懂治理、懂群众工作，但在市场经营和产业运营方面往往力不从心。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引入，恰好弥补了这一能力短板，他们以市场化思维运营集体资产、以产业化路径整合乡村资源，为乡村产业振兴配置“经营大脑”，让“沉睡的资源”变成“流动的效益”。

　　积极探索“1314”产教融合模式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农村集体资产规模庞大、乡村发展需求旺盛，是全国“万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首批试点省份之一，按照“1314”产教融合新模式（搭建一个产教融合资源整合平台，开创“学—练—战”三位一体培养体系，发起一个乡村CEO运营陪跑计划，推进四项产教配套服务落地），打造全国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的产教融合样板。

　　开展选聘培育试点。长沙市立足乡村振兴全域发展布局，在湖南省率先开展乡村CEO选聘培育试点工作。2024年，长沙市在全省率先招聘了9名乡村CEO。2025年，长沙再次发布“招贤令”，面向社会公开选聘13名乡村CEO，“年薪”15万元起。目前市县两级共聘请27名乡村CEO。以望城区为例，该区连续两年发布招贤令，2025年创新采用竞争性路演方式公开引聘5名乡村CEO。

　　部分典型案例成效显著。在长沙县开慧镇，乡村CEO易丹推出“我在开慧有丘田”项目，吸引200多家企业和个人认领农田325亩，带来260万元直接收入。在望城区蓝塘寺村，乡村CEO杨海亮提出“望城星乡村、灯塔蓝塘寺”品牌定位，将30栋闲置农房盘活出租，策划“灯塔游园会”等活动，运营仅一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长70%，撬动社会资本超千万元。在望城区黑麋峰片区，乡村CEO邓魁峰策划“爱在海拔520·七夕流星音乐节”，售出近700张票，2024年国庆期间稻草艺术节吸引游客7.2万人次。在宁乡市陈家桥村，宁乡首位乡村CEO孟金华将品牌运营经验带入乡村；金洲镇箭楼村乡村CEO郑积荣立下“五年后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300万元”的目标。

　　全省培养体系加速构建。2025年11月，全国“万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湖南第一期培训班与湖南“千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培训班在杭州同步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150余名学员参加。2026年5月，湖南“千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2026年第一期培训班在岳阳开班，70名学员参加为期5天的系统培训。随后，第三期培训班在常德举办。岳阳市已构建起“市统筹、县主抓、乡落实”三级乡村人才培育机制，累计培育高素质职业农民3.4万人次，其中乡村职业经理人320余名，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对带动集体经济增长的乡村能人给予5万至10万元奖补。岳阳市君山区为首批11位农村职业经济能人授牌。截至目前，全国培养计划已培养近2000名学员。

　　以制度创新激活乡村CEO

　　湖南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选聘标准尚不够科学、培育体系尚不够完善、职权边界尚不够清晰、激励机制尚不够健全等问题，突出表现为“选人不准、育人不精、用才不畅、留人不稳、水土不服”。当前，乡村振兴正在从“建设乡村”向“运营乡村”转型，要把乡村CEO队伍建设纳入全省人才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总体规划，以制度创新激活乡村经营人才“一池春水”。

　　健全选聘机制，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当前，乡村CEO普遍面临“准入门槛高、晋升通道不清晰，年轻人较难进场”的困境，各地选聘标准差异较大。要加快出台全省统一的乡村职业经理人选聘指导意见，明确聘任条件、基本待遇、选拔方式等关键要素。打破地域、身份、行业限制，推行聘任制、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参照科技特派员制度面向社会选聘管理。定向推动国企、高校优秀人才及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农民工服务偏远乡村，建立组团式帮扶机制。建立外聘经营人才制度，扩大选聘规模，大力培养既懂农业又通市场的复合型人才。

　　完善培育体系，破解“水土不服”难题。不少乡村CEO反映，从城市回到乡村后，面临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对接政府和市场渠道不畅、与村民沟通困难等现实挑战。要常态化开展乡村CEO素质教育培训，围绕职业道德、知识技能、战略决策、创新思维和应用实践五大核心内容。成立“政府+高校+企业+机构”培才联盟，适当延长培训周期，增加驻村实训环节，推行导师制、实训制、认证制相结合的全周期培养方式。深入推进“1314”产教融合模式，做实“学—练—战”培养体系，联动各大院校优化涉农专业，开展定向培养输送。

　　厘清权责边界，畅通干事创业通道。乡村CEO既不是村干部，也不是“老板”，而是在经营权的委托关系中提供专业支持。但在实际操作中，治理与经营的关系难以厘清，与村委职责边界不清、发展需求错位。要建立“履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坚持赋权和监管两条腿走路，明确乡村CEO管经营、村“两委”管治理、产权与经营权剥离的职责归属，形成分工清晰、协作高效的办事机制。建设农村集体资产云监管平台，建立集体资产运营红黄蓝三级预警系统，防范“微权力”腐败。深化领导干部联系乡村CEO制度，利用围炉夜话、结对帮带等活动为乡村CEO与村民交流交心创造契机。实施乡村供水、电力、公路、物流、电信保障提质行动，切实提高乡村CEO在村安居乐业的配套服务水平。

　　强化激励保障，营造拴心留人环境。一些地方乡村CEO薪酬待遇缺乏稳定保障，职业发展通道不畅。要鼓励各地探索“基础薪酬+绩效股权+分红奖励+精神荣誉”复合激励模式，在贷款贴息、土地流转、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优先保障。建立长效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与薪酬、续聘直接挂钩，推动“能者上、优者奖”。成立省级农业职业经理人组织，搭建交流学习、资源对接、互助合作的综合服务平台。在身份确认、薪酬福利、职称评定、荣誉表彰等多方面向乡村CEO倾斜。

　　邓秀华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