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余年前，红军长征从湖南进入贵州。红军的脚印遍布了贵州68个县区，中国革命在遵义迎来生死攸关的转折，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突破围追堵截……

　　80余年后，贵州仍然处在一场“长征式”硬仗的关键位置，能否打赢这场硬仗则影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达成的大局。

　　这场硬仗就是扶贫攻坚。

　　“受区域整体贫困与民族地区发展滞后并存、经济建设落后与生态环境脆弱并存、人口素质偏低与公共服务滞后并存‘三重矛盾’的制约，扶贫攻坚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 贵州省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叶韬毫不讳言贵州当前的挑战。

　　作为“短板中的短板”，贵州省领导多次强调，扶贫脱贫没有“选择题”，只有“必答题”。

　　但重压之下，是贵州的十足底气。“贵州同步小康的势头非常强劲。”在“‘长征路上奔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贵州站的启动仪式上，贵州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白芳芹语气铿锵。

　　历经数年，扶贫的“贵州样本”正逐渐成型，扭转了长期在全国挂末的被动局面。

　　抓好“大扶贫”

　　我国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冲刺期，而贵州无疑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区。截至2015年，贵州有493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总数的8.8%，在国家确定的“11+3”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涉及贵州的就有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三大片区”。

　　此种背景下的“十三五”，贵州把实施大扶贫作为同步小康的重大战略行动。那么，什么是“大扶贫”？

　　在今年7月向社会征集意见的《贵州省大扶贫（草案）》中如此定性：大扶贫就是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协调配合等各种措施有机结合的扶贫格局。

　　简而言之，就是动员起方方面面的力量，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

　　贵州出台的各项扶贫开发政策都可谓是填充“大扶贫”框架的内容。比如，贵州每年都要派出5.8万名挂帮干部到赴基层，担当农村奔小康的“领头羊”和“主心骨”。

　　多项扶贫政策，贵州都第一个“吃了螃蟹”：率先推行“摘帽不摘政策”的“减贫摘帽”激励措施；率先出台《贵州省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切实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率先采取“省领导联系、省直部门牵头负责、县乡组织实施”的集团帮扶模式……

　　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之中，扶贫要扶物质，更要扶“人心”，变“被脱贫”为“要脱贫”。从这些政策不难看出，贵州扶贫，多层级，也多角度，总有一些能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农村合作社如今在贵州遍地开花，各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大胆闯出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特色产业的扶贫开发新模式。比如“晴隆模式”重涵养水土，而“毕节试验”则讲究凝聚各方力量。

　　不仅贵州自己在奋斗，从中央到地方的兄弟省市和企业，都投入到贵州的扶贫事业中去。叶韬介绍说，实施中央定点单位帮扶的县（区）有39个，国有企业结对帮扶的有12个，参与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的则有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