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穷乡僻壤之地,要谈论理想有点奢侈,但是我却一直相信,在他心中存在着一个更好的世界

　　从我所在的村庄到镇子的路上,会看到一栋漂亮的房子。它在邻村的村外,孤零零的,但是像一栋别墅,粉白的外墙,让它和村里正在修的各种二层小楼在气质上非常不同。

　　这是一个诊所,如今也是新农合的一个试点单位。在城市,那些不太有威名的医院,往往会宣传自己是“医保定点单位”,在农村,也有私人医生,通过努力,有一半的身子进入了社保体制。

　　这个诊所,属于韩医生。他给人看病已经二十多年了,如今,儿子考上了清华,成为方圆十几里第一位考上名校的孩子,而他的诊所也升级了。他早已不再是那个随叫随到的小青年,想必也开始坐诊了,在那个漂亮的诊所里,他多少有点权威的模样。

　　二十多年前,我初中毕业那年,祖父已经病得不行了,吃饭难以下咽。那时正值麦收假,大人们都在田里忙活,床上的祖父呻吟着,说痛得受不了,让我赶紧去喊医生,我喊来的就是这位韩医生。

　　那时,他非常年轻,穿着白色短袖衬衫,脸也白净。他非常符合我对知识分子的想象,干净、有礼貌,说话声音也不大。他给祖父打了一针止疼,我送他走的时候,他说:估计是食道癌。

　　四爷爷那时还在一个城市的大医院工作,但是祖父却没有去弟弟那儿寻求帮助,做个检查。他对自己的生命自有安排,一年前,他亲自监工,做好了棺材,如今躺在床上,也比较从容。这位韩医生来过几次,大家都心照不宣,并不以康复为目的,聊聊天,打上一针,就算是治疗了。

　　不过,几年后,祖母在打扫房间时突然晕倒,等大家发现,她一半身体已不能动,韩医生这次显示了他的神奇:输了一天液后,祖母就恢复如初。

　　周围几个村子,大概有五六千人,在韩医生之前,至少还有两位医生能给人看病。但是,一是价格贵,二是比较难请,等韩医生开始从业的时候,那两个前辈事实上就失业了。最初,韩医生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病人家属惊慌失措地跑到他家里,他就骑着车出门了,往往在家属到家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诊断工作了。每次,韩医生的到来,都会引起小小的轰动,那些感冒发烧的、长期胃病的,往往并不派人去请医生,等有人请了,大家就趁机看看。

　　这样,请医生的家庭,就会成为一个临时的诊所,非常热闹,间或伴随着小孩的哭声和大人的笑声,这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医院那样,是一个森严而神秘的空间。村民们都很欢迎他,有人和他开玩笑,也有年轻妇女打情骂俏,他一直微笑着。如今回想起来,他那时虽然年轻,但也颇有心机,他会像走亲串友一样,向每一个看到的人问好,最终,他认识了几公里范围内的每一个人。他会专门去看望上一次的病人,这其实就是复诊,虽然非常不正式,却也遵循着医者的规范。最重要的是,他的药相对便宜,老人对他的评价是“仁义”,其实就是下手仁慈的意思。

　　这样的医生,让人很难把他和“赤脚医生”这种词联系起来。仅从外表看,他就和之前的村医非常不同,没过几年,他就在诊所穿上了白大褂,有机会他也会到县里的卫校去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母亲在田里喷洒农药后回家,出现恶心症状,我们都吓傻了,这很有可能是农药中毒,但是除了韩医生,没有别的门路可寻。韩医生来了,他非常冷静,他已经知道农药的名字和剂量,判断这只是接触皮肤后的轻微中毒,输液一小时后,母亲的症状就消失了。

　　他的医术绝对比不上大城市的医生,但是这样的局面,也不知处理多少次了。乡下人对生命有一种独特的理解,治疗能否成功,有一半会被归于命运。很多大病,韩医生是治不了的,他建议病人去大医院检查,但是那些上了年纪的病人却并不会遵医嘱。他们要考虑成本,再说人都是要死的,还不如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后事准备好。因此,在二十多年的从医生涯中,韩医生竟然从未碰到过医疗纠纷。没有人会把遗体停放在他家门口,也没有人因为疗效不佳去索赔。

　　他一直在学习,也坚持记录病历。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乡村的脑血栓突然流行起来,他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方子,通过输液,可以很好地治疗这种疾病。这让他的生意非常兴隆,也奠定了他作为照看身体权威的地位。他成为最好的医生,门庭若市,这几年农村也开始推进医改,他的诊所被选中为一个可以报销社保的医疗点,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从更开阔的视角去看,韩医生其实是一个努力去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我相信,他心中有着某种信念,那些家境贫寒的人,有时会拖欠医药费,他也从没有因为追账而让病人难堪。在这个穷乡僻壤之地,要谈论理想有点奢侈,但是我却一直相信,在他心中存在着一个更好的世界。他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成为这个乡镇考上北大清华的第一人,或许,这就是他的理想所结下的果实。在他儿子眼中,父亲可能远远不止一个乡村医生这么简单,那是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张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