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十月，十里八乡的人都觉得牟昌非出尽了风头。

　　在自己的家乡山东潍坊牟家院村，牟昌非举办了一场持续3天3夜的乡村艺术节，为此请来了北京京剧院的创作主任，香港知名剧团的艺术总监，前前后后70多位艺术家的足迹留在村子的泥巴地上。

　　看起来怪里怪气的演出让这个没山、没水，秋风一吹就光秃秃一片的村庄一下子就看起来不一样了。来看戏的上千号外地观众，总共开了百十辆车，“历史上从没有这种盛况”，电视台也派了摄像团队全程跟拍。村小老师说，整个十月，孩子的QQ空间里转发的基本都是戏剧节的内容。有精明的农户，去演戏的地方卖烤玉米，一下午就卖了过去一个月的量。

　　但牟昌非越看心里越堵得慌。他办戏剧节，就是想要通过现代的戏剧，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吸引回日益衰败的乡村。

　　他特意将戏剧节的时间定在国庆假期，结果整整3天，本村青年没出现几个。住在村里的哥们儿也气呼呼地讲，昌非的不少同学事前都答应帮忙，可真到日子，全部都说“有事情”，“可能还在背后看笑话”，来帮忙的没几个。

　　村东头的泥巴地上，广州肢·觉剧场的当代先锋戏剧演员穿着纱衣纱裤在地里翻滚，用夸张的肢体重现村里当年祈雨的场景。身边围绕着的，是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电子乐。

　　为了让村子里的人看得懂前卫的舞蹈，城里的演员提前一周驻村调研、创作。演出那天，坐在角落里的老婆婆看得出神，听到唱了几十年的祈雨歌谣，眼泪一下就滚了出来。围观的妇女却一边用花棉袄把自己裹严实，一边指指点点，“这群小年轻，真抗冻！”

　　人们甚至不明白，牟昌非为什么要搞这么个艺术节。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从镇里的初中，读到区里的高中，再去城市读大学。回到老家所在的潍坊市，也都是待在美术馆、工作室干些“有文化的活儿”。

　　他曾经念叨着“村子回不去了”，发誓哪怕贷款也要五年内在城里买房，连想念他的父母，也很少对他说“回来看看”，大部分时间都是嘱托“好好在城里干”。

　　家里的脆弱只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去年秋天回家帮父亲卖梨，牟昌非在乡间小道颠簸了好几天也找不到销路。最后，崩溃的牟昌非只能“贱卖”，整车梨只换出几张薄薄的票子。父亲叹口气，一点都不意外。

　　其实爷俩都清楚，村里真正赚钱的是种大棚。 “两个人搭伙，一年赚二十万元没问题，车子房子都有了”。上世纪90年代村里就有一批男人出去考察，知道这是个出路，就是太累，不是年轻人干不了。

　　当爹的一度把希望寄托在牟昌非身上，他拒绝了。整个村都没几个年轻人愿意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做这些机械、繁重的农活。

　　牟昌非说，“哪怕我们自己都觉得，‘庄稼人’不是职业，而是身份，一个不体面的身份。”他想不明白“自己的家乡，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发现，即使是周末，村里也难见几个后生。过年时，在北京、青岛务工的男人总是宴席上的主角，被众人称赞，正月里的牌局也绕不开“组团出去赚钱”的话题。过完正月十五，村小总会又少几个孩子，都跟父母转学去了外地。

　　小时候热热闹闹的村子，如今只剩下瘫坐在路边晒太阳的老人。牟昌非记得，自己“小时候偷鸡摸狗，被大人追着满村跑”，可是如今他也发现，这些小时候让人敬畏的面孔，“瘦得像根柴火杆”，甚至和生人说话都带着乞求的语气。

　　“庄里剩下的人都怎么过？”牟昌非意识到，这个只剩下老人的村子如果没人在乎，早晚会塌掉。

　　他想到用戏剧节把年轻人吸引回来，哪怕就多看一眼。牟昌非和父亲为此把自家梨园开辟成了舞台。想不到，这场玩闹似的活动如同石头砸进水面，“一下就起了波澜”。

　　今年春天第一季，表演当天下着瓢泼大雨，百十个观众打着伞踩进泥泞的土地里。五亩半的梨园里，树和树之间都塞满了人，雪白的梨花被挤得落了一地。从农村走出来的老板单刀直入地问，“秋天还做不做？需要钱和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