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确认，此次被曝光的“童工”并非孤例。

　　如果站在送出“童工”的家庭和乡村的立场上，他们或许有说服自己作出这个选择的理由，但是，必须意识到，这种选择是非法的，更是危险的：让正处于身体和心理发育期的孩子过早参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过早独立踏入纷繁复杂的社会，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超出作为“童工”所获得的收入。

　　仅进行法律和道义上的规劝和谴责没有意义。农村家长不可能理解城市富裕家庭是否送孩子参加学费高昂的课外培训的纠结，也不懂他们购买学区房的犹豫，城市家长也很难体会那些处于生活绝境的家庭的孩子丢一支铅笔都受到父母打骂背后的疼痛。

　　不同的生活水平对应了不同的生活哲学。“童工”违法，但也值得同情。

　　记者本人在农村长大、求学，10多年来持续保持对农村的关注，此次深入“童工”家庭的探访，让记者更深刻地意识到，“童工”问题的复杂性超过想象，解决“童工”问题，单纯一个“禁”字无法治本。

　　“童工”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部分家庭的贫困，并且缺乏摆脱贫困的路径和希望；同时也在于，这些家庭对于学习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仰。部分父母无力支付孩子从小到大的全部教育成本，甚至期待着孩子尽快挣钱养家糊口，由此，一旦面临读书和打工的选择，就会弃前者而选后者。

　　可以说，只要贫困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部分孩子成为“童工”就难以禁绝。破解“童工”问题，最根本的是提高最低收入者家庭的收入水平和认知水平。他们需要帮助，以其自身能力，几乎无法完成“翻身”。

　　为此，首先需要大力推进“精准扶贫”。

　　对于那些极度“缺血”的家庭，应该进行适度“输血”，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少喊一些口号，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推进扶贫。

　　他们比谁都渴望“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的决策能尽快落到实处。一旦家庭走出泥潭，孩子就不需要承担大人的义务，而是进入校园，书写自己的未来。

　　第二，要持续推进城镇化，让有条件的孩子进入城镇。

　　逐步将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让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第三，要推进产业转移，让农民有就近务工的机会，兼顾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