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也要被监管？”近日，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一则特殊通知引发舆论热议——当地要求相亲、订婚、结婚等环节需录像签字，乡镇、村社的干部要在场见证，如果发现彩礼金额超过10万元时，须介入调解，把彩礼降下来，并由工作人员、当事人及父母共同签字确认。当地官方解释称，此举旨在减轻农村家庭过重的婚嫁负担。出发点不可谓不良善，但随之引发的公众质疑同样值得深思：这种“留痕监管”能否落地见效？公权介入婚恋私域的边界在哪里？破解高额彩礼难题究竟需要怎样的乡村善治智慧？

　　事实上，高额彩礼早已不是单纯的婚俗问题，而成为压在许多农民身上的一座“新大山”。在会东县所在的凉山彝区，彩礼动辄二三十万元，部分家庭为凑齐彩礼不惜举债，不仅生活陷入困顿，更埋下诸多家庭矛盾的隐患。会东县通过“多方见证”强化对高额彩礼的监管，本质上是对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要求的基层探索，这种直面民生痛点的实践勇气理应得到鼓励与肯定。

　　然而，良好的初衷需要科学的方法支撑，“留痕监管”在执行层面的现实困境不容回避。从干部履职角度看，基层干部日常已承担着安全生产、产业帮扶、民生保障等繁重任务，若要参与每桩婚事的流程环节，人力成本能否承受？从群众接受度来看，婚恋本就带有强烈的私密性，要求干部到场见证签字，难免让村民觉得“婚事成了公事”“婚约成了合同”，容易引发“干部管得太宽”的抵触情绪。从可操作性而言，倘若干部调解后彩礼仍未降至标准以下，难道能以“彩礼超标”为由禁止当事人结婚？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阴阳彩礼”随之滋生，或是通过“增加五金”“房产加名”等隐性方式规避监管，反而加剧治理难度。

　　不仅如此，对婚姻相关环节进行“留痕监管”的合法性也值得商榷。民法典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同时保障公民婚姻自由；《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倡导彩礼从简，却也强调需尊重村规民约和群众意愿。只要不涉及买卖婚姻、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婚恋本质上属于私权领域，会东县强制要求录像签字，模糊了“引导规范”与“强制干预”的界限，与“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法治原则相悖。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留痕监管”难以触及高额彩礼的根源，并非治本之策。高额彩礼的滋生，是性别比例失衡、产业发展滞后、传统观念固化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在凉山彝区，部分地方产业基础薄弱，女性就业机会匮乏，彩礼被视为“未来生活保障”；而“面子文化”催生的攀比之风，更让彩礼水涨船高。这些问题，绝非靠“留痕监管”就能解决。若仅仅盯着彩礼数额做“表面文章”，却忽视农村产业发展、青年农民增收等根本需求，只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困局。

　　纵观全国，许多地方的成功实践，为治理高额彩礼提供了可借鉴的善治路径，其核心就在于构建“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的治理体系。在自治层面，宁夏同心县将彩礼限额写入村规民约，组建“百姓宣讲团”在田间地头讲述低彩礼故事，更对低彩礼家庭给予优先分配农业大棚等福利，走出了一条“群众立规、宣传引导、群众自治、正向激励”的治理新路。在德治层面，山西寿阳县以道德评议为抓手，对践行低彩礼、文明婚嫁的家庭公开表彰，让其成为村民身边的道德榜样，推动村民从“要我改”转变为“我要改”。在法治保障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强化了对不合理高额彩礼的约束，会东县完全可以依托这一司法指引开展工作，而非直接用行政权力介入私域。

　　治理高额彩礼的治本之策，更要回归乡村发展的本质。当农村产业兴旺，青年增收有门，彩礼自然不会再成为“生活保障”的替代品。宁夏吴忠市利通区白寺滩村便是例证，当地通过发展葡萄种植和民宿产业不仅让村民鼓起了腰包，也带动了婚嫁观念的转变——村民更愿意把钱投入到生产经营中，不再计较于彩礼的多少，实现了高额彩礼的“软着陆”和文明乡风的“硬提升”。

　　从中央农办部署加强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到各地积极探索有效治理模式，新时代的彩礼治理已进入“系统施治”的新阶段。对会东县而言，不妨将“留痕监管”的刚性约束，转化为“服务引导”的柔性支持：依托村规民约明确彩礼参考标准，用“低彩礼光荣榜”替代“签字留痕本”，以产业扶持增强青年婚恋底气。毕竟，公权力的价值不在于大包大揽，而在于搭建平台、完善保障，让群众成为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成效也不在于痕迹是否完整，而在于是否真正解决问题。

　　彩礼习俗源自西周“六礼”，寄托着缔结婚约的美好愿望。要让彩礼真正回归“礼”的初心，既需要基层政府坚守“不越界、不缺位”的治理底线，构建“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善治体系，更需要着力于系统性支持——加强产业发展以提升青年农民经济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以减少“养儿防老”对彩礼的依赖，推动性别平等教育以消解“嫁女如卖女”的陈旧观念。唯有如此，才能让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让乡风回归淳朴本色，让乡村真正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彭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