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人的闹钟

　　王津的爷爷曾是故宫图书馆馆长，少年时期，王津就每个月往故宫里跑。1977年初中毕业后，王津也正式进入故宫工作。讲座上，有观众问起传统钟表的收藏价值，王津觉得有些“说不好”，他简单地比较了现代钟表和传统钟表在制作工艺、功能化、精准性上的区别。

　　王津讲到这儿又突然想到家里那个70岁的旧闹钟，他一下子兴致来了。“这个闹钟还是我爸上学时用的，就一个普通的小闹钟，只能看时间。70年前的一个闹钟，被我修好了继续在家里用。”王津意味深长地说，“可能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却有传承价值。”

　　虽然平日接触的是故宫最珍贵的钟表，王津在钟表选用上却没什么讲究。“有时候我出去给家人买块手表，觉得结实耐用就可以了。”他手腕上戴的手表掩在衬衫袖口中，不仔细看察觉不出来。一问，并不是什么大品牌，“还是七八年前第一次去瑞士，买的纪念品”。

　　王津的妻子也在故宫工作，如今王津的儿子也继承父业，成了颐和园的钟表修复师。两代人还在为中国的古钟表修复事业上紧发条继续工作。

　　其实我也爱热闹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播出后，王津因温文尔雅的形象一度被称为“故宫男神”。无论是讲座还是采访，他的站姿、坐姿都十分笔直，儒雅中透着几分匠人的韧劲、耐劲。相比过去四十年的默默无闻，被称“男神”之后王津的心态和生活方式上都没有变化，“唯一的变化是有人认识我了”。每场讲座后，不少年轻人都等着和他签名合影。而其实早在2011年，电视台就曾播出故宫钟表的纪录片，但这次的传播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王津感叹，“网络还真是挺厉害”。

　　他还说起一件“挺厉害”的偶遇。“有次和家人去瑞士游览，碰到一个美国的小孩说，‘我见过你，你是演员’。”把王津逗得乐了。

　　滑冰和游泳是王津在故宫的两大“业余兴趣”。过去他跟着五六十岁的老师傅，师傅慈眉善目，却不爱说话，王津下班后就和文保科技部的其他年轻人四处转悠，夏天游泳，冬天滑冰，到周末王津都会去父母家一块吃饭。

　　几年前，他还和朋友一起去自驾游历了西藏。雪山前的王津，在宁静之外，似乎也有一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心。他最喜欢的热闹是和年轻人待在一起。成为“网红”后，向他请求学艺的年轻人不少。钟表室在去年一下子加入了三位小年轻，小平房里的钟表修复事业正在“热闹”起来。

　　我们的新家

　　再过两年就要退休的王津，这几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变化。今年6月，故宫的“文物医院”就要对公众开放了，“都是现代化设备，有专门的检测团队”。钟表组也搬进了1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恒温恒湿，防尘、密封好，亮度大”。王津一口气说了几个“非常好”。

　　三个新来的徒弟，最小的不到三十岁，其中一位还是海外留学放弃拿绿卡回来的博士，王津对这些徒弟赞不绝口，“理论水平很高，能介绍国外钟表和博物馆的情况”。他希望明年还能再招一个。

　　跟这些年轻人交流，王津觉得“很开心”，但在功夫上，新进人员还是从钟表修复的基础功开始重新学，“三五年基本能达到中级水平”。

　　他对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十分照顾。在科室干部选拔中，王津推荐大徒弟亓浩楠为文保科技部副组长。他很清楚“未来需要这种高学历有能力的年轻人，这样钟表修复技艺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而王津在闲暇之余，也会了解国外的最新方法和技术，“对传统修复会有帮助的”。

　　从去年起，王津和亓浩楠还计划每年出一本钟表图册，“过去没有人做，去年我们出了英国钟表修复册，今年争取写出瑞士钟表”。临退休时，故宫还有三百多座钟表没有修完。退休后，王津将参加故宫返聘，择一事，爱一行，做一生。（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逸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