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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青春偶像不论写什么、做什么都会受到粉丝铁了心的追捧，就有点不理性了。一个社会能否抵制这种不理性，要看粉丝能否走向成熟，从无条件的跟随中解放出来

　　很难想象我们的电视文艺竞赛中会有一位“苏珊大妈”胜出。节目组在初审阶段就会抑制不住内心的不屑，劝她“歇一歇”。如果一个社会偏爱经商业包装后容易出彩的青春形象，那么质朴感人的经历和对音乐的无私无我之爱自然就退居二线了。

　　19世纪美国文化的代表爱默生曾讴歌青春，但认为青春要有价值，还应具备社会品质，“为了千万大众的利益，贡献他精致的研究，坚持不懈的努力，自我献身精神”。这位最大胆的青春捍卫者承认，年轻也会留下遗憾，不过没有大碍——“年轻只是一种我们将来可以逐渐弥补的缺点”。

　　中国的青春崇拜大约始于晚清。当时一位维新人士将文章分为冷、热两类，前者“其虑也周，其条理也密”，后者“其刺激也强，其兴奋也易”。《少年中国说》无疑属于“热的文章”，梁启超在这篇名作里将“老年”和“少年”视为对立的两极，一口气排炮般举出“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等9个对比。看来好坏对错纯粹取决于年龄;只要年轻，美好的未来就会拥抱你。从此之后，引领时代的风气就是把青春与老年相对立，“少年人如朝阳”的比喻也屡屡出现，而老成、审慎和经验反而成了缺点，甚至罪过。其实，一天里的每时每刻循环往复，没有贵贱之分。日落日出，就同生命的翕张，同等重要，一样壮观。

　　青春也有被拒绝的时候。2006年美国利德尔和布朗公司推出哈佛女生卡维娅·维斯瓦纳坦一部小说，这部自传体小说很快遭到剽窃的指控，19岁的作者并没有因为她的才华与青春得到社会的特殊照顾，出版社决定将小说从书店下架，与她签订的合同也随之作废，某电影公司则取消了根据作品拍片的计划。涉嫌抄袭的文字只占整部小说中很小的篇幅，不能说作者没有才能，但是她的文学生涯恐怕已经终结了。美丽的青春救不了她。

　　假如卡维娅生活在别处，假如经纪人能够为她宣传造势，经营出很多在长相和做派上要求颇高、文学上要求不高的粉丝来，她还是可以春风满面地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然而在崇拜青春偶像的“粉丝文化”氛围里，情况完全不同。

　　梁启超的同时代人、翻译家林纾强调，辨别少年、老年的标准不是年纪，而是心态。民国初建，人们的国家观念依然淡薄。他有所针对地说，凡是有国家思想、能投身社会和时代并为之出力的人，即使八九十岁，也是少年;若无国家思想，步步徇私为己，即使年富力强，官运亨通，也是无用的行尸走肉。他发誓，即使自己已老，也“一定贾我余勇，极力推车，请诸君稳坐其上，看我老骨头出许多血汗也”。这把老骨头里无穷无尽的青春活力源自振兴国家、服务社会的热望。

　　其实梁启超也意识到青春有其缺憾。1905年，他在部分留日学生身上看到鲁莽专断、意气用事的一面，深深戒惧：“惧吾国民常识之幼稚，断事之轻躁。遇一问题之起，不肯虚心研究真相，不虑其结果如何，而凭一瞥之感情以为标准。其异己者则惟挟意气以排之。”这些文字现在读来像是针对如今网络上的粉丝而发。

　　通过各种传媒工具精心打造青春偶像，在目前的环境下还是有利可图的。得到粉丝太多的宠爱，因而飘飘然，并不利于弥补青春所特有的缺点，严重一点的就像道连·格雷的画像，心灵已经衰老朽败。一旦青春偶像不论写什么、做什么都会受到粉丝铁了心的追捧，那么他或她就会陷入狂热的个人崇拜，失去理性。一个社会能否抵制这种不理性，实际上要看粉丝能否走向成熟，从无条件的跟随中解放出来。对着偶像尖叫，的确是过瘾，心跳加速，独立的判断和思想却不能放假休息。

　　浮华世界的派对喧闹不已，射灯打出令人炫目的强光。灯熄人散后，只见满地都是五彩金属箔饰片，原来闪光的未必就是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