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父母带着儿女在小区玩耍时，他们总喜欢聊起自己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我比较怕听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们喜欢哪种教育法?

　　虽然我甚至说不出两种以上的教育法，但我怕听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它听上去很像“你的手机是什么系统的?安卓还是IOS?”可是，如果说在身体成长方面，同人种的儿童们有高度共性，那么，在心灵成长方面，每个孩子，即使他们同属中国人，也都是独立的个案。而且，越成长，个性与歧异会越明显。

　　教育法的选择，或者还算是教育理念的研讨，而整个中国社会的症候，是模式化的思维盛行，而且是单一的、竞争性的模式。

　　经过多年的欧风美雨浸染，如今中国的父母一代对于“快乐童年”都不陌生。问题是，一旦碰到现实中的入学、升学与设计未来，能坚持“快乐童年”的父母就不太多了。大家宁愿把孩子塞进某一种教育模式之中，让他尽可能地接近“成功”——而中国社会当下对成功的定义，很多是以金钱作为衡量器的。

　　为什么“快乐童年”、“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一旦与现实相遇，就如此轻易地溃不成军?单独指责父母们急功近利，毫无意义，应当追问的是国家与社会“如何看待儿童”。

　　我在本系列第一篇引述过美国学者阿纳格诺斯特的话：“儿童是希望，但儿童也带来恐惧，尤其是当他们不按所预定的轨道发展时，对国家权威与家庭结构将带来威胁性的冲击。”关于儿童的公开宣传与讨论背后，总是暗含着某种民族主义话语，比如“少年强则中国强”，这句梁启超在一个世纪前时评中提出的口号，竟有着如此大的魅惑力，至今似乎已成不易之真理。问题是，什么才是“强”?“少年强”是否意味着每个少年都要按“预定的轨道”发展?

　　“青年崇拜”由来已久，百余年来，社会心理积淀相当深厚。从一名儿童的现状和未来，能够直接引申至整个民族的现状与未来，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思维定式。

　　将儿童视为父母个人或家族的私产，与将儿童视为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两者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即从整体上否认儿童的独立性，赋予他们更多的附加意流构成了威胁。

　　这就难怪当教育部“减负十条”草稿出台后，网上那些振振有词的反驳，往往与美国的儿童教育状况联系起来，或说美国小学教材题目也很难：这样放松，我们将来拿什么跟人家竞争?这种大叙事思路，与强行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通过四级英语考试类似，都是“国家功利主义”在背后作怪，未将每个考生作为独立个体，除管理者易于执行的懒政思维外，强调“预定轨道”而非多元发展才是整套教育制度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