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近期撰文称，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将导致中国经济“碰壁”。

　　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已迎来刘易斯拐点？《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分赴十余省份发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遇阻的制度壁垒下，从狭义的刘易斯拐点理论看，我国正在步入拐点阶段。拐点的双面效应日渐明显：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企业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对经济结构调整起着倒逼作用。

　　本报从今日起推出“拐点与转型”系列报道，探访劳动力市场供求现状，求解中国加速跨越拐点之策，敬请关注。

　　“终于看见一个年轻人了。”在四川省仁寿县的几个村庄采访近3个小时，记者终于远远看见一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兴奋地指给随行的乡镇干部看，走近一看却也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少了年轻人的村庄显得格外静谧，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狗吠。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浙江、广东、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东中西部10余省份走访时看到，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所剩无几，“用工荒”现象已从东部蔓延至中西部地区，各地争夺劳动力“白热化”，农民工工资普遍快速上涨。

　　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加剧。据人社部官员称，尽管我国劳动力总量充沛，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是必然趋势，预计2020年至2030年，每年减少近800万人，2030年后每年减少830多万人。

　　供求反转：劳动力输送甲乙方角色颠覆

　　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廉价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用工荒”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蔓延，东部和中西部劳动力输送转移的“甲方”和“乙方”角色逐渐被颠覆。

　　“以前只要在公司厂门口贴个广告，就有很多农民工应聘，现在主动出去招聘都很难。”浙江省温州市法派集团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曹乔乔说，该公司用工缺口达1/3。据浙江省人社部门统计，浙江超过1/4的企业存在缺工情况，企业“用工难”“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

　　“招工大市”广东东莞的人才市场如今门庭冷落。《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广东省东莞大京九人才市场看到，在贴着满满招工启事的广告板前，很长时间看不到应聘者的身影。

　　中西部地区用工也出现由富余到短缺的转折。“我们从以前的劳务输出大县变成了现在的用工短缺大县。”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人社局副局长周绍哲说，临颍县最高峰时曾劳务输出20万人，现在劳务输出人数降到了10万人左右。

　　“十年之前我们组织招聘，农民交钱都愿意来，现在你给他钱，他也许都不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人社局劳务经济办公室主任黄河说，县里连续4年组织农民工招聘会，每次提供四五千个岗位，但招到的人寥寥无几。

　　安徽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厅长刘莉说，缺工成为全省普遍现象。宿松、滁州等市县多次到省人社部门强烈建议引进外劳。此外，四川和贵州等西部地区也出现局部用工短缺现象。

　　随着“用工荒”向中西部地区蔓延，沿海招工企业和政府从中西部地区昔日的座上宾，如今吃起了“闭门羹”。

　　“以往东部地区来招工，我们很热情，包吃包住包服务。”安徽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吕泉说，“到了2011年，你来不来招工无所谓，现在很多市县都不欢迎不接待招工企业了，甚至连摊位都不提供。”

　　四川省仁寿县人社局副局长林金华说，仁寿县原来在沿海等地设立了一批劳务输出的办事处，这两年部分办事处已经停止运转，仍在运转的主要帮助农民工维权，不再承担主动向当地输送农民工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逐渐采取“回引”措施进行“出口转内销”。河南省和四川省分别于前年和去年出现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高于省外输出的历史性转折。安徽省正把皖江18个用工多的县和皖北14个劳动力丰富的县进行“两皖对接”，把农民工留在本省。

　　部分东部企业为了“抢人”，甚至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据贵州省遵义县人社局就业局副局长温德松介绍，去年一家浙江纺织企业以在遵义县投资80亿元为条件，要求当地政府替其招聘5000人。遵义县千方百计给这家企业输送200多人后，承诺的投资却不见踪影，温德松说，企业的目的根本不是投资，而是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