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习俗作为文化载体，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文化风貌。端午文化也是东亚各国、各地区普遍传承的民俗，它对中国周边“汉字文化圈”的各国，包括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具有深远影响。近几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的展开，端午文化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已将“端午节”和“端午祭”成功申报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不仅使这一文化为世界所共享，同时也为东亚各国端午文化的比较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曾在韩国召开过多次会议，对端午文化研究做学术交流，大大推动了东亚各国对端午文化的研究。因此，作为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从民俗传播的角度进行比较是非常有益的，借此可以探讨同一文化在不同国度、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传播和变异规律。这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研究也十分有益，本文就中国和韩国端午文化作粗浅的梳理，藉以探讨端午文化在两国之间不同的表征和传播的规律。
中国的端午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借用现在的话来说，它的最初形成和公共卫生有关。不过这种对环境卫生的关注，不是通过官方的指令，而是民间自发的，通过节日形态和巫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提起端午的起源，中国民间有说不完的传说和解释。学者们也对其起源津津乐道。如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认为中国的端午节是“龙的节日”。古代文献记载端午起源的信息也不少。《大戴礼记·夏小正》载：“五月蓄兰为沐浴也。”从端午节形成的时空观念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吴子胥、介之推、屈原等纷纷走进端午。宋·高承《事物纪源·竞渡》引楚传云：龙舟竟渡“起于越王勾践。”值得注意的是，起于越王勾践不等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端午习俗，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出现在端午节，显然是后人附会上去的。因为龙舟竞渡从地域上讲，主要起源于南方；在中国民间有关介之推的事迹主要和三月的“寒食节”有关，后来移花接木将“寒食节”的传说附会到端午，这是民间传承中常见的现象。屈原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人们为了纪念他，在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但江绍原在《端午竟渡本意考》中认为“竟渡起于送灾”，“竟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与屈原无关。至于江浙一带端午祭祀吴国名将伍子胥，曹娥，都是地方性的传说而已。
无论传说多么动人和具有魅力，实际上，节日文化的形成源于人们对生活的诉求，和实际生活的需要。剥去附着在端午节身上的华丽外衣，文献记载和现在传承的习俗，都可证明端午这一习俗和古代的巫术活动有关。它的许多民俗事象表明古老的巫术活动是端午习俗的形成的源头。
首先从端午节的名称看。“端午节”又称“重午节”、“端阳节”、“天中节”、“天长节”、“地腊节”、“五毒日”、“娃娃节”、“五月节”、“女儿节”等。不同的称谓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民族，而且有不同的传说和解释。这说明端午节俗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只不过根据人们的不同需要，突出其特点和内容而已。《太平御览》引晋·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午，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因“五”与“午”同音，又五月为单月，按照阴阳五行观念，“午”在地支中为第七位。古人以地支纪月，单月为“阳”；又端午正值仲夏季节，此时阳气始盛，故五月五日称为“端午”或“端阳”。按阴阳五行学说，“五、午”相属为火旺之相，过旺则为毒。五月又是蚊虫滋生、疾病、邪气上升之时，所以“端午”又称“五毒日”，民间素有“善正月，恶五月”之说。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五月就被认为是“凶月”、“恶月”，有许多的忌讳。
端午与巫术的关系还可以从端午习俗中所使用的节物中得到验证。古代巫和医是相通的。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疾病丛生，要预防疾病的产生，一则用巫术，二则用巫医。兰草、菖蒲、艾草、雄黄这些从实践中认知的中草药，杂以巫术与信仰中的五彩缕、香荷包、五毒兜肚、五毒符、挂钟馗像等等，形成社会的信仰和防疫系统，这也是端午节经久不衰的原因。
回过头来看韩国的端午祭。毋庸讳言，韩国端午祭的形成受到中国端午文化的影响。这一节日在韩国的传播，首先是因为历史上韩国借用了中国的历法(农历)。中国历法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观察和指导农业生产的知识系统。韩国也是农业社会，至今在韩国的许多民俗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很醒目的“农为天下之大本”的巨幡，农本思想充分体现在韩国的端午习俗中。所以在使用中国历法时，很自然将端午作为自己的岁时节令。不仅如此，在韩国文献中解释端午习俗时，同样借用了中国的概念，如韩国也称五月初五日为“重午”、“重五”、“端阳”、“五月节”，只是在借用过程中加入了韩国特有的词，称“端午”为“上日”，意为神的日子。再深入一步追究，韩国的端午也少不了菖蒲、艾草等端午节物，用菖蒲汤沐浴的习俗保存至今。按照传统风俗，韩国在端午这一天要吃“艾子糕”，喝益仁汁，妇女们用菖蒲汤洗头发或饮用菖蒲水，或用菖蒲露化妆，称为“菖蒲妆”。士大夫人家的门柱上贴朱砂符藉以避邪，君臣之间要互赠端午扇表示祝贺。
由此可见，端午文化的形成，中国和韩国确有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