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农村长大的我从小对“计划生育”这个词有很深的印象：强制流产、罚款、装粮食、搞结扎，谁家生个小孩得藏起来，有的干脆躲到亲戚家去了；还有随处可见的“少生快富”、“只生一个好”等宣传标语。

　　小品《超生游击队》就形象的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在我住的村子里，为了生儿子在外打游击的不止一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时农村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封建观念根深蒂固。我的一个表姑连着生了两个闺女，婆婆不但不伺候月子，还经常恶语相加。表姑到奶奶这里哭诉，奶奶安慰到：“娃呀，你也不要怪谁，谁让你生不出儿子呢？”。表姑最终还是没有生出儿子，在婆婆的教唆下和丈夫离了婚，带着小女儿凭着她的吃苦耐劳经营了个小本买卖，如今女儿大学毕业后找了份体面的工作，把她接到城里享起了清福。现在提起旧事，她最痛心的就是留在婆家的大女儿，没有上过几天学，才二十出头就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有儿无女不称心，有女无儿不甘心，一个孩子不放心”，在这种思想的左右下，八、九十年代的计生工作十分难搞。从当时农村的社会现状来看，喜欢儿子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重男轻女”， “干地里活，没有男的怎么行？”毋庸置疑，靠生男孩子增加劳动力的古老耕作方式决定了一部分农民的生育观。

　　2008年8月，我成为庆阳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中的一员，被组织上分配到西街办东门村担任村支书助理。农村工作，少不了要和“计划生育”打交道。在工作中，我常走街串户协助计生专干搞“计生”工作。“计划生育”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那样了…

　　东门村是典型的城中村，村民没有土地，商业成了他们的主要经济支柱。现在大多数新婚小两口都跟父母分开过，儿媳妇在家庭中越来越有决策权。“现在都忙着做生意，生的多了哪有精力养活呀！”很多村民生了健康的头胎之后，就领独生子女证，一些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家庭，也主动放弃了生育指标。

　　村里一位六十几岁的阿姨感慨到：“当年我生了两个闺女在村里抬不起头，现在两个女儿、女婿可孝顺了，村里人都非常羡慕，国家还想着我，给我发钱，党和国家的政策真是好啊！”

　　2008年11月份我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现在和村里的小媳妇沟通起来就更加贴心了。如何优生优育成了我们讨论最多的话题，村里每个计划怀孕的妇女都在服用“叶酸”。有的小宝宝还没出生，准妈妈们就搞起了胎教：又是听音乐、又是读儿歌…

　　在我老家那样偏僻的农村也办起了幼儿园，学龄前儿童接受早期教育，许多村民让自己的宝贝儿女像城里孩子一样接受音乐、外语启蒙。

　　“计生”工作这三十几年来，国家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其中广大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为实行基本国策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 “现在种地又不靠力气了，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这是我已八十多岁奶奶说的一句话，也是大部分农民的心声，更是我国“计生”工作这三十年多年来最大的成就。(庆阳市西峰区西街办事处：李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