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5日，示威者在英国国会广场戴着面具响应国际慈善机构英国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救荒呼吁，示威者身穿967数字标识服装，表示有9.67亿人生活在饥饿当中

　　2010年4月，尼日尔由于持续干旱引发粮食危机，一名妇女抱着自己营养不良的孩子，小男孩胳膊枯瘦如柴、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见

　　3月3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主要食品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内，上涨了2.2％，达到FAO开始统计食品价格（二十年前）以来的最高值。这一报告，似乎坐实了“全球粮食危机”的担心。

　　2008年粮食危机的阴影犹在，如今又来危机，而且不少分析者都警告，粮食危机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低粮价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一切，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有确凿证据的警世良言？

　　需求增加

　　实际上，在FAO报告尚未出台、2011年刚刚开始之际，粮食行业就已经出现危机症状：英国的小麦价格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阿尔及利亚因粮食短缺出现骚乱；俄罗斯开始进口谷物以维持畜牧业；印度的粮食价格上涨18%，引发示威；墨西哥政府购买粮食期货以防不测。这一切，都让粮食危机成为这两个月来的一个重要话题。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话题。甚至关于粮食危机的成因，也没有多少变化。综合众多分析，造成危机主要是由于供需失衡，也就是说需求越来越大，而供给越来越少。

　　从需求方面来说，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世界人口的增长。据联合国部门估计，目前全球人口大约为70亿，四十年后，这一数字将达到90亿。印度和非洲一些国家将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其次，不但人口在增长，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在变化，富裕社会和贫穷国家中的富裕阶层，饮食中肉食、牛奶、鸡蛋等食品比例越来越大，所谓中产阶级的崛起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流行，将大大增加粮食的消耗量。据统计，现在这种在食物链上“往上移动”的人口已达30亿。

　　在需求方面最受争议的，是将粮食作物用来制造乙醇，用做交通燃料。这虽然是环保了一些，但人的口粮用来“喂”汽车，也引起不少反对声音。据统计，美国在2009年的谷物产量为4.16亿吨，其中有1.19亿吨用去制造乙醇燃料。1.19亿吨谷物足够3500万人一年口粮之用。由此可见环保燃料的需求，实际上大大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量。而目前环境问题的恶劣，又让人们在这方面非但不会退让，而且“雄心勃勃”：巴西、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欧盟都声称，到2020年，生物燃料要占整个能源消耗的10%，美国则说在2030年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在谈清洁能源时，很少有人顾及粮价的上涨。所以，雀巢公司董事长包必达说：“这是我们正在做的最疯狂的事……我们在生产生物燃料和为世界增长的人口提供粮食这二者之间，是不可兼得的。”但是环境政治，却让很多人想着要二者兼得。

　　这几方面结合起来，世界粮食的消耗量必然大量增加。美国智库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称：1990年至2005年，全球平均每年消耗谷类粮食2100万吨，而2005年至2010年，这一数字为4100万吨，其中美国用大量谷物去制造生物燃料，为这一变化作了很大“贡献”。

　　还有分析指出，实际上人口增长已经不是粮食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因为世界人口增长高峰是在上世纪70年代，现在的增长率已经大大下降。不过，也就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经历了“绿色革命”，农业科技、化肥、杀虫剂等纷纷推出，农业产量增加很快。而现在，转基因作物还有争议，大量的谷物用来做生物能源，这大概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一个原因。

　　供给减少

　　与粮食需求增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提供粮食增产的可能性不断在减少。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耕地的减少。布朗在上述的文章中提到，据估计，现在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可耕地的表面土壤流失速度远远超过自然增加的速度。在中国东北、蒙古国西北和中亚地带，还有中部非洲地带，有两个大的沙尘暴源。卫星图片显示，每当沙尘暴肆虐，总会卷走好几百万吨的肥沃土壤，大大影响可耕地质量。在蒙古和非洲的莱索托，因为沙尘暴而放弃了大量耕地，已经引发了饥荒。

　　耕地减少的第二个原因是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和人们对汽车依赖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城市建设、工业用地，一般都侵占了可耕地。而汽车的发展也是如此。据统计，美国每增加500万辆汽车，就需要用大概一百万英亩的土地，来供这些汽车使用，而这其中有很多是可耕地。汽车对耕地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在有些地方，城市化还导致城市用水迅速增加，造成和农田灌溉用水的冲突。

　　第二个供应减少，是因为气候变化。不管人类对环境变化是否有实质性影响，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是实质性的。这在去年大面积旱灾引起俄罗斯限制粮食出口这件事上表现得很清楚。有农业环境专家预估，全球气温每上升一摄氏度，就会导致谷类产量下降10%。全球变暖还导致冰川融化影响水源、海平面上升吞噬耕地等问题。

　　此外，供应减少还有个原因，就是农业技术提高的潜力不够。在一些农业发达国家，农民们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可用技术，产量得到迅速提升几乎不太可能。比如在日本，过去十四年里，农作物单位产量都没有变化。法国、德国和英国也面临同样困境。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的问题。

　　政策因素

　　也有一些人，对上述两个原因都不认同，而认为所谓粮食危机，实际上是肮脏的政治和公司的阴谋所导致。

　　的确，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1981年《贫穷与饥荒》这篇文章中所说，造成饥荒的原因，不是食物短缺，而是其他因素，比如工资、分配甚至民主的实践。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指出，在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时，一边是300万人饿死，另一边是国家仍在出口粮食。而FAO也在1996年估计，全球的粮食产量，完全够全球每个人每天消耗2700卡热量之用。最近的数字也都说明，全球粮食完全够全球人吃，问题在于制度造成危机。

　　就这次以及两年前的粮食危机来看，认为造成危机乃是政策甚至阴谋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西方国家的一些粮食公司巨头，比如美国的孟山都，通过各种手段，垄断市场，控制农作物的产量，在粮食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造成紧张从中牟利，这是一种阴谋；其次，美国的货币政策，也是造成这次国际粮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上面所说的生物燃料抢夺口粮，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因为发达国家的政客要靠环保政策拉选票，从而不顾穷国和穷人们的饥饿；第四，还有人认为，那些垄断公司和西方一些政府，利用粮食作为政治手段，用来达到政治目的———西方国家大都财力雄厚，补贴本国农业，造成不公平竞争，用FAO一名官员的话说，实际上是“南方（穷国）的小农和北方（富国）的大公司之间的竞争”，所以导致穷国在粮食市场上任人宰割，并进而对自由贸易产生怀疑和攻击。

　　所有这些论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如果没有上面供需之间的不平衡，没有人们对“粮食不足”的预期，也很难形成抢购、恐慌等危机症状。从很多方面来看，西方社会和政府也不希望出现粮食危机，毕竟在全球化时代，危机和动荡最终对谁都没好处，更何况粮食危机。就如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1947年在谈及欧洲复兴时（当时也宣称对东欧开放）所说，“饥饿和不稳定总是和平的敌人”。所以，从去年的G20到G8会议，如何应对粮食危机总是会议重要议题之一。今年的G8将在法国举行，法国总统萨科齐还决定要把粮食危机列为“最重要的问题”。

　　不过，在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上，或许是西方国家认为自由贸易乃是顺其自然的事情，或许也是因为他们在自由贸易体制下占有有利地位，西方主流的分析一般都不对这种体制进行批判，而是认为坚持更加真实的自由贸易，反对贸易壁垒，这样才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比如，世贸总干事拉米前一阵就撰文指出，解决粮食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克制自己，不要进行禁运，增加贸易壁垒。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针对今年的粮食危机，也曾撰文指出，应对危机的办法应该是增加信息透明度（防止误判和炒作，以及给农民种植进行参考）、帮助发展中国家做好长期气象工作、帮助穷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国际组织准备库存以备急需时用、正确认识粮食的国际价格和地方价格差异等等“技术性”问题。这些措施看上去都不够宏观和根本，但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如果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市场，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它既有好处，也注定有不好的地方），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回到农业社会是不可能的），那么近期的办法，似乎更应该是如何在具体政策和细节上做好应对危机的措施。至于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秩序，那显然是一个长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