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村民看来，村官为官一任可谓“名利双收”。然而，从《南方农村报》对四位离任村干部的报道看，在名利双收的背后还有许多人所未知的甘苦（见本报今日第4版）。

　　村干部的角色长期以来都非常尴尬。从建国后的情况来说，乡村基层两级组织是一体的，都是国家为了实现对小农的有效控制，并从有限的小农经济剩余中提取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发展必需资本而设置的，他们充当的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第三方中介性载体角色。细化来看，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角色在发挥这个载体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要远比乡镇一级政府和工作人员更为尴尬，它既是村庄的守护人，也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得罪哪一方都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客观上需要从农业中提取剩余资本发展现代工业。从清末新政开始，到税费改革以前，中国都处于这个阶段。只是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国家继续从农业中提取剩余，并倡导“农民的事情农民办”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政策，并通过分税制改革等措施弱化了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供给能力，在压力型体制下迫使乡村两级组织不得不“积极作为”；一方面借助以电视、广播、报纸等为主要载体的现代传播媒介将政府的惠农、助农政策文件及其精神在历史上第一次脱离层层的行政层级“一竿子插到底”直达普通民众，国家与农民的距离更“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村官为了完成国家的税收提取任务、公共品供给任务以及各种达标升级任务，不得不扮演“恶吏”的角色。而农民对政策的熟知度，用农民的话说是比村干部还懂法、懂政策。因此，村官的角色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被严重“妖魔化”，他们成为强大公权力的代言人，好像为官一任，所有的村官都能“名利双收”。而事实上，村官被妖魔化的根子不在基层，基层只是替罪羊。

　　进入新世纪，国家推行了税费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以缓和日益恶化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乡村体制改革更是让农民拍手称快。然而，村官身上公权力的色彩被逐步剥离更使得他们威信丧失，进一步陷入进退惟谷的尴尬境地。进，形象恶化，干群关系紧张，工作难以开展；退，社区管理和服务不能出现真空，乡村工作还得有人做。

　　而且，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乡村基层组织还必须充当有效的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制度性表达渠道，将农民对公共品需求信号顺利地向上传达，从而实现农村公共品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扮演好服务型村民自治组织的角色。

　　在当下，国家已经不需要再从农村提取什么，村官的角色面临着历史上最有利的形象转变时期。因此，一方面国家要在乡村社会基层真正贯彻落实村民自治制度，赋予农民充分的自治权利；另一方面，村级组织和村官也要转变职能，更好地扮演村民服务者的角色，要相信农民的眼光，只要努力为农办事，起码能够赢得在村落社区内应有的威望。而国家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新形势下，应该逐年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既要将通过村官、镇官反映上来的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信息落实到财政支付项目中去，解决农民最紧迫的难题，协助乡村两级组织改善自身在民众中的形象，也要逐步提高村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标准，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为创造和谐稳定的乡村社区，完成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以及为国家进一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目标的实现提供一个稳定的后方。（赵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