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30日电(记者战艳)26岁的王贺很早就扛着锄头去地里。他熟悉了地里的一切农活:浇水、施肥、除草、收获。而当两年前他从北京农学院政法系毕业前,他的梦想仍是成为一名律师。
毕业时他选择了在北京的延庆县康庄镇三街村当村主任助理,成了中国“一村一个大学生”计划中的一员。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2008年起用5年时间选聘10万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以改变农村干部结构,促进新农村建设,不少评论认为此举也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新渠道。
王贺说:“大学生村官的优势是有知识,不足是实践少。”
大学生们想有所作为,而村民们最盼望大学生能带来致富路。王贺借助母校北京农业大学,为村里引进了“五彩甘薯”--内瓤呈黄白紫三种颜色的红薯。这一品种营养丰富,市场售价也较高。村民原本种玉米,亩产收入不到1000元,而引进新品种甘薯后,亩产收入达到2000元。
王贺常和村民一起下地劳动,但他知道自己帮不上多大忙,有时“净耽误人家干活”。“种地农民是把好手,我们种地种不过农民,而且把主要精力放在种地上也失去了大学生做村官的意义。大学生村官要做农民想做、但做不到的事。”
王贺把精力放在技术、市场、包装设计、对外宣传,沟通联系上。王贺的日常工作比较琐碎,如写总结汇报、会议记录、帮村民开证明、放广播等。他所学的法律知识在这里也得到了应用,帮助解决村民纠纷,写一些法律文书等。
不过,王贺发现很多东西和他从书本上学的不一样。“调解邻里纠纷,很多涉及人情世故,是法律解决不了的,”王贺说。从书生气的大学生到最基层的农村,很多大学生并不适应。
网上搜索“大学生村官”,会发现很多质疑声,譬如:他们下村以后,是他们改变农村还是农村改变他们?会不会像井里的皮球,从上面看,是下去了;从下面看,却浮在水面上?
这些质疑不无道理。“大学生村官”在一起交流时,不约而同地说到他们上任时遇到的尴尬事:一些村民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怀疑“他(她)能干点啥啊?”
王贺来自北京密云农村。因此,他比较快地融入新环境。“平时就要注意积累,见到村民主动打招呼‘大爷大妈忙啥呢’,主动跟他们聊天,表示对他们的尊重。”
对于村官能否给中国农村带来影响,王贺认为,短期变化有限,但长期影响深远。“大学生村官是个接力赛,我们只是跑第一棒的人,而农村状态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大的变化需要时间。”他说,“最难改变的是思想上的,比较保守。保守是因为文化素质不高和信息不畅通。另外农民本身就没钱,他们输不起,所以小心谨慎,可以理解。”
两年的磨砺带给王贺最大的改变是做事更现实了。“以前比较理想主义,做事想当然。现在做事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事前准备上,尽量让想法成为现实。”
大学生村官与当地人事部门签合同,在村里工作期限一般为2-3年,享受工资待遇、医疗、养老保险、公务员、研究生考试等方面优惠待遇。结束村官生活时,他们一般面对四条出路:考公务员、考研、自谋职业、续签合同。
王贺也要对未来做出选择。他说:“农民太苦了。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却得不到与付出相符的收益。我很想帮他们,只要这个工作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