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3年内招录8000名大学生到农村”，因为承诺“给编制，给户口”，许多外地大学生为了“留京”而选择积极报名。2008年，平谷村官的招录比率已超过10：1。但05届招录的32名大学生村官，仅7人获得了正式编制。　

　　大学生当村官，实际已在各地实行多年，却仍未摆脱其实验性质。今年上半年，中组部的“十万大学生村官”计划，把这一各地分散的实验推上了中央战略的台面。

　　眼下这些村官刚刚就位。而此前几年各地自行选聘的村官，已到了合约期满重寻定位的时候。其间反差不一而足。

　　大学生村官本是一自发涌现的微观现象，其当前的战略意义，来自新农村建设、基层政权巩固、就业压力缓冲等多重需求。这一被称为“新上山下乡”的举措，能够承担多种压力的聚焦、意义的放大吗？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下集中投放的国家和社会资源，能否获得预期收益？

　　大学生村官由于其本身的实验性质，尚存在着诸多内在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决定了大学生村官“运动”的未来得失，更现实地决定着大学生村官们的命运。

　　无论如何，大学生们由校门出发抵达农村，给最基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态带来触动，已经是一个事实。

　　从校门到农门的现实悖论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陶卫华、实习生阳洁／北京报道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学生的知识技能，吸引大学生下乡的却是公务员身份

　　李亚鹏的实验室设在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二条街村委文化活动室一侧。今年北京市农委批了他们一个先期资金10多万元的草莓育苗项目，这段日子他天天泡在实验室里。

　　中国农业大学化学系出身的他，一直在补习生物学知识。一个人承担技术研发也有点忙不过来。

　　但这已是令很多大学生村官羡慕的工作状态。他与同伴承担的草莓项目，作为北京市大学生村官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典型，屡见报端。

　　大多数村官没有李亚鹏这样幸运。对他们来说，日常事务和对于合同期满后出路的忧虑，是生活的两大内容。而即便是在李亚鹏的心底，也存在着续约期满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项目成功的背后

　　2006年，李亚鹏与同分到二条街村当村委会助理的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生王丽娜结成搭档。他们一个懂技术，一个懂管理，被马坊镇委宣传部长孙立妹评价为“最佳拍档”。

　　两位村官刚来就碰到了项目。当时北京市、平谷区政策鼓励发展设施农业，给一批条件成熟的村子下拨温室补贴建大棚。二条街村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联系，引回了优良的草莓种植技术。

　　年轻的村助理得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完全承担了草莓项目的具体事务。2006年，草莓项目一举成功，每个大棚净盈利2万余元。第二年，草莓面积扩大到69个棚，为全村增收了100多万元。如今，明星村官王丽娜已经是马坊镇乃至整个平谷区远近闻名“草莓天使”。
　　李亚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手头的研发成功，村里的草莓苗将不用再从农林科学院购买，这样每亩大棚光种苗成本就可以从之前的4000元降到2000元以内，还能解决因距离远购买的种苗成活率低的问题。

　　虽然盈利前景值得期待，但整个项目运作需要投资300多万元。“这笔钱我都没怎么敢细算，现在只是先做些小的实验，以后将涉及很多复杂问题，包括人工的管理。”

　　另一个矛盾是，李亚鹏的合同明年将到期，不知道一年后续签与否。而正在做的草莓研发项目，则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见效益。

　　梨羊村村官陈娟、高浮图发起的“甜玉米”种植，也是马坊镇村官支农的典范之一。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陈娟带来的甜玉米研发成果出自母校导师之手，刚试验成功就在村里示范性种植，并在第二年推广到了500亩，每亩增收800元的成果让村民们十分兴奋。

　　高浮图总结他们的优势体现在种子上，“属于师生情分”。陈娟选种的是最好的超甜玉米，种子价格比市场上便宜8 0元左右，相当于成本价。镇上的支持也是成功因素之一，推广种植的3万元资金直接从区委组织部划拨，来自镇里申请的吸引人才专项资金。

　　对此，马坊镇委宣传部长孙立妹总结：“做项目的是少数。王丽娜能做成项目，也并不是靠她一个人，身后有乡镇、县里、区里等所有人的支持。”她说，“马坊镇是试点镇，区、镇领导关注程度高，有问题会想办法解决。其他地方不一定这么做。”

　　事实上，2005年至今，平谷区聘用的559名大学生村官中，数得出来的支农典型也就是寥寥数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