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县城关镇大冲村村官 刘昌军

　　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3266.8美元，登上了3000美元的新台阶。这意味着什么呢？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会加快，居民消费类型和行为也会发生重大转变，我国经济似乎将会迈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轨道。但是一场金融风暴打破了我们的沾沾自喜之心，我们依然没有跨过“拉美陷阱”这道坎。

　　那么什么是“拉美陷阱”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与此同时，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和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群众的抗争此起彼伏。这就是典型的成长烦恼。“拉美陷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城市化、工业化过快。二战后，拉美国家大都片面地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认为工业的发展优先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甚至认为工业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最好办法，因此在经济结构改革中，采取了重工轻农政策，加剧了农业的衰败和落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大地产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导致大量无地农民失去在农村的生存基础。而拉美城市化的速度则超过了工农业发展的水平，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大量农村失地人口涌向城市，尤其是涌向特大城市。而城市工业无力承担如此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压力，从而导致城市人口严重超载，失业率居高不下，城市贫富悬殊，贫困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被贫民窟包围，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社会失序，政局动荡，资源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诚然，城镇化、工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最佳途径。工业化可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由现在的人多地少转变为人少地多，土地集中为土地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前提，工业化为农业产业升级提供巨大的技术、资金支持。城市化则为农村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解决了农产品产销脱接老大难问题。但工业化、城镇化给三农带来的影响是把双刃剑。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三农问题，新三农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中国式“拉美陷阱”。

　　一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2008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了2.2亿。如此庞大的农民工有四个特点。第一是社会各种保险参保率低。调查显示，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第二是大多数农民工技能素质低。中国官方首次公开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政策》白皮书中指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农民工占54.9％，文盲及半文盲劳力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有关专业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力的5.7％。第三是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低。有人称农民工的现实是：流汗，流血，流泪，还得忍受着衣着华贵者的屈辱。农民工在城市受到歧视，大多数只能在城市中从事那些技术含量低，脏、重、苦、累、险和城市人很少问津的工作，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入学难，农民工与城市人的隔阂正在加深。第四是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无农业生产技能。新生代农民工一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他们中有很多基本上既丧失了农业生产技能，也缺乏相应的生产技能。这就决定了很多新生农民工既难以立足城市，又难以退守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就给社会稳定留下了较大的隐患，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同时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加速了农业生产人口老龄化，未来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发展将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农民工是中国的特色产物，农民工群体对中国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二是庞大的失地农民群体。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耕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数量迅速扩大。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超过1亿。失地农民是一个处于城乡边缘的特殊群体，比农民工更弱势。他们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既缺少了土地的保障，也未享有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就业、失业、医疗、养老保险、低保金等社会保障。一些老弱病残、文化素质低、无就业技能的城郊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加之日常生活开支的增加、就学就医难等，微薄的土地出让金在消耗完后，直接变为城市贫民。中国几千历史，就是一部土地革命史，无恒产者无恒心，失地农民将是破坏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在农村成长起来的留守儿童和在城市出生或成长起来的“城中村儿童”等贫二代，他们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成长起来之后又是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呢？我国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市人口至少要占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至少有5亿以上的农业人口城市化。一个国家的富强与稳定，在于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个比例在国际上是50％，那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要把3亿左右的农民变成中产阶级，如何消化这巨大的农业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处在城乡边缘的农业人口也许会成为中国的贫民窟。

　　三是农村污染加速扩散。目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相当严峻。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很多的污染最终会危害到水资源，而水资源是发展之母、文明之母。在工业化过程中，大批落后的、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和工业生产设施转移到了农村，其所产生的一些污染物未经处理就直接进入了农业生产用水和农民生活用水，对农产品、农民身体健康带来了直接损害。全国农村自身每年产生生活污水80多亿吨，生活垃圾1.2亿吨，大部分得不到有效处理。在内外污染源的“夹击”下，农村水资源受到了很大的污染，有近3亿人喝不上干净的水，直接或间接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环境也是生产力，当农村最后的比较优势丧失之后，农村稳定与发展会驶向何方呢？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新三农问题给中国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经济结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机遇。笔者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仍然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最佳办法，但是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能牺牲大部分农民利益，只有让广大农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方能化解中国式“拉美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