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万全在出诊。

排队就诊的患者（资料图）。

　　本报记者 李朝民 文/图

　　泱泱华夏，农业大国。在幅员辽阔的乡村大地上，行走着一个百万人组成的特殊群体——乡村医生。郑万全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典型代表。

　　郑万全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长大后做一个有本事的人，能为乡邻造福，让乡亲们都能说个好。从医40年的他，从赤脚医生到个体诊所负责人，再到乡村民营医院院长，激励与督促郑万全铿锵前行的，一直是这个朴素的梦想。

　　“江湖夜雨十年灯”，更何况40载风霜雪雨。郑万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镌刻着荣誉与骄傲，也布满了泥泞与艰辛。

　　这是郑万全一个人的路，也是百万中国乡村医生共同蹚过的路。长久以来，他和他们的传奇，在广袤的中国乡野，被百姓传诵，然而，却被主流话语所忽略，被时代潮流边缘化。

　　“我就干赤脚医生”

　　1954年，郑万全出生在安徽和县沈巷镇郑桥村（现在沈巷镇划归芜湖市鸠江区），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从他记事开始，他就住在伯母家里，自家房子在他出生那年被洪水冲毁了，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生产队在伯母家房子办食堂，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无房户。

　　初中3年，郑万全穿着同一条裤子。因家庭经济拮据，买不起新衣服，个子长高了，母亲就找来一些旧布，在旧裤腿上接一段。他穿着那条“珍贵”的裤子，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撕破。

　　“最难忍的是饥饿。”郑万全说，“从早到晚，饿是常事。一次，看见一个同学花两分钱买了个香瓜，就感觉他家很富裕。”

　　郑万全初中毕业无缘高中，回家务农两个月。“你天生就是犁田的料！”生产队长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他忿忿地向家人提出“还要上学”的请求。后来，沈巷中学接纳了郑万全。

　　但是，郑万全的求学路最终以失败告终。1973年春天，他带着迷茫、忧伤的心情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田野上。

　　由于家庭成分是富农，参军、招工、上大学都和他无缘，甚至连跟父亲学瓦匠的权利也被剥夺——“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不准学手艺、搞副业。”他在种田之余免费帮人补鞋、刻印章。

　　机会不期而至。这年夏天，在和县“五七干校”学习兽医、曾当过赤脚医生的本家侄子郑代金，回家时经常帮村上人打针，很受乡亲们欢迎。郑代金比他大两岁，郑万全出于好奇，每天干完农活，就跟着郑代金打下手。

　　对于医生这个职业，郑万全心仪已久。他的一个哥哥14岁那年，牵牛被牛角戳破皮肉得了破伤风，方圆数里求医无门，一个郎中为哥哥打了一针，针头还没拔人就死了。那一幕让他刻骨铭心，发誓要做个有本事的医生。

　　郑万全是个有心人，每次跟郑代金出诊都问个不停，久而久之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郑代金离开村里时，把自己珍藏的《药物手册》和一支注射器、两个针头、两枚针灸银针送给了郑万全。从此，郑万全不顾母亲的担忧和反对，毅然充当了郑代金的角色，经常上门为病人打针。

　　1974年，大队开始搞合作医疗，他被推荐当上了赤脚医生。当时，村上的小学缺教师，郑万全一边当赤脚医生，还一边当代课教师。为了尽量让农民看病少花钱，他苦学中草药和针灸治病方法，常跋山涉水向老中医求教。教学之余，还带领学生上山采挖草药。

　　1976年初，大队书记的侄子高中毕业，身兼两职的郑万全只能二选一。“我就干赤脚医生！”郑万全这个抉择大大出乎书记的意料，毕竟代课教师有机会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