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荣辉57岁，梁河县农村电影放映员，从事放映工作39年。

　　                           彭建国58岁，开远市农村电影发行员，从事放映工作40年。

　　翻过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河，穿过一片片林，从城市到山村的路有多远？或许，是一个小时的里程；或许，是一个整天的路程……

　　这条路，他们已经走了几十年，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们一路走来，为山区群众送去欢乐、送去知识，他们承载的是理想与追求，付出的是艰辛和情感，传递的是云南正能量——

　　一边放电影，一边做解说员

　　秋日的一个下午，我们驱车来到梁河县文体局，车还未停稳，梁河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郭荣辉便远远地迎了过来。我们跟随他走进办公室，屋内的各式放映机摆放整齐、各式各样的胶片堆得像一座座小山，犹如一个小型电影博物馆，郭荣辉的话匣就在这样一个影像的世界里打开了。

　　“我从14岁参加工作，最初是云南省体工队的一名运动员。因为母亲体弱多病，家里又只有我一个孩子，就只好回到梁河。从16岁开始，我就一直放电影，直到现在。”郭荣辉说，从1974年7月到现在，他就干了一件事：为农民放电影。39年来，他走遍了梁河县的9个乡镇、近500个村寨，行程近30万公里，更换电影放映机19台，放映电影两万多场，观众达16万人次。

　　因为长期放电影，他的名字几乎成了“放电影”的名片。“电影放映车到了，人们不一定知道是来干什么的，但只要我到了，大家就知道当天晚上要放电影。”郭荣辉不无自豪地说。

　　郭荣辉说，他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就对电器非常感兴趣，念到初中，对电器，尤其是电影有所了解之后，电影就走进了他的生活，最终成为他毕生从事的事业。梁河县大多数乡镇都位于山区，郭荣辉很多时候去放电影都要走崎岖难行的山路。郭荣辉说：“那个时候交通不便，设备也比较简陋，用马驮重的，但压在我们身上的也不轻，大概有80斤左右。”

　　“因为我热爱电影放映工作，所以能一直坚持下来。”郭荣辉说，“老百姓看到我放映的电影都相当兴奋、激动，我自己心里也很高兴。”一次，放映完电影《上甘岭》之后，一些老百姓还不愿意离开，要求郭荣辉为他们讲解影片的故事情节。从此之后，郭荣辉一边放电影，一边坐在那些需要讲解的村民中间，耐心为他们解说。

　　放映两万多场，未陪妻子看过一场

　　39年来，运输电影放映设备的方式由最初的肩挑马驮变为现在的微型汽车，放映设备从幻灯机、16毫米放映机到数字放映机，工作单位的名称从电影队、电影公司到文体广电旅游局。他的心没有变，还是像最初那样热爱电影。

　　他为村民们放映电影两万多场，却从来没有陪自己的妻子看过一场电影。说到这里，郭荣辉觉得有点对不起妻子。他说：“今后要是有机会，肯定陪着她去看一场电影。”因为要给村民们放电影，家里面的好多事情他都来不及过问。儿子出生时，他在昆明学习电影理论；女儿出生时，他在为村民放映电影。一次，母亲生病了，而他正在给村民们放电影。接到家里的电话之后，郭荣辉心中很着急，但并没有走开。他说：“我总不能对大家说，今天晚上我妈生病了，电影就为大家放到这里，下次再放吧？最后，还是请附近的邻居帮着把我妈送到医院的。”虽然他很少照顾到家里，但家人们都很支持他的工作。

　　村民愿看他就放，从未收过一分钱

　　2000年，郭荣辉所在的电影公司进行改制，郭荣辉和其他电影放映工作人员一样成为下岗职工。“当时心里还有点失落，因为一家人的生活问题都没办法解决。”郭荣辉说。但他的电影放映工作并没有因为下岗而结束，只要附近的村民有需要，他都会尽力去为他们放电影。当记者问到放这些电影收不收钱时，郭荣辉笑着说：“我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一方面是因为放的那些片子我都有，基本上不需要成本；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没什么钱。”

　　国家推行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后，郭荣辉再次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工作者。郭荣辉告诉记者，他现在给农民放映的电影，大多数是科教片和故事片。“一般来讲，每天晚上要放映两个故事片、两个科教片。”郭荣辉说，“科教片比较短，都是教农民怎样种田，怎样养猪等内容，村民们看了还是很有收获的。”

　　郭荣辉还是电影放映机和电影的爱好者和收藏者。他家里面收藏了不少老电影和二手电影放映机。这些老电影和电影放映机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有的电影放映机坏了，但我买回来修修就能用。”郭荣辉说，“现在，外省都有农村电影流动放映车，但我们没有。我开着去放电影的微型车是自己买的，油费，保险费，样样都是自己出。不过，因为自己喜欢这份工作，也就不去计较这些了。”

　　当记者问到他会不会一直坚持下去的时候，已经57岁的郭荣辉笑着说：“只要我身体好，就一直放下去。”

　　445个村寨的“常客”

　　滚下山崖，双手还紧紧抱着放映机

　　彭建国出生在开远市羊街乡一个边远的山村。1973年，像所有同龄人一样，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他，对未来有着无尽的畅想。然而，在那个几乎没有文化生活的年代，看电影是城乡人参与公众娱乐和接收信息的唯一方式。每次乡村放露天电影，四里八乡的人不惜赶几个小时的山路汇聚到打谷场上，直至散场了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家。那一幕幕场景和一个个活灵活现镜头，在彭建国的心里烙下深刻的印象。

　　“给人欢笑，促就理想，是人生最美的事业。我要投身电影放映和发行，服务基层，服务农民。”当年，经过考核，他被吸收进电影公司放映队，踏上与电影发行几十年不解的历程。

　　10余年里，彭建国和同事常年辗转在开远的山村。乡村山高林密，不通公路，每次出门放电影，年轻力壮的彭建国要么是肩挑，要么是人背，把放映机、幕布、胶片和音箱等设备艰难地带到村里。在一村放映完后，又要人背马驮，肩挑手扛地赶往另一个村寨。

　　有一次，正当他们从一个山村向另一个寨子辗转时，忽然降临的暴雨裹着风，像鞭子一样地抽打下来，驮着幕布和发电机的马一惊，彭建国被摔到山坡下，顺着山坡直往下滚。他抱着帆布裹住的放映机，任凭摔滚也不愿松手。

　　“咋就如此傻呢？摔下去了还抱着机子。难道不怕死！”从山沟里爬出来后，有人关心地责备他。他说：“我们要去的村寨，农民群众期待着早点看电影，放映队晚到一天，他们就失望一天。如果摔坏了放映机，他们又要白等了。”一席话，令人钦佩。

　　就这样，彭建国常年风雨无阻地辗转在开远的445个村寨。山区少数民族村寨的村民常会说这样一句话：“农民爱土地，放电影的彭建国么，最爱的是他的放映机。”

　　不图安逸，想得最多的还是放映场次

　　彭建国的守候和坚持得到了回报。2001年，国家推广实施“2131”文化工程，向农村、农民送电影变成有财政补贴，政府买单等业务，向农村送电影迎来了严寒后的春天。

　　很快，像其他县市一样，开远市成立了农村电影发行站。从自负盈亏的企业职工，一下子转换成事业编制，专业从事农村电影发行和放映又成为彭建国和几个同事主要业务，彭建国当上发行站的站长。

　　“不能仅满足于完成任务，要想办法为群众做事。政府想不到，尚无能力做的，我们先做起来。”吃着财政补贴了，生活不用再发愁，彭建国想到的不是仅完成政府下达的放映场次。

　　当年，凭着对农村群众需求和对乡村干部的了解，彭建国率先在开远推行新的电影发行放映模式。他把农村里的村民小组长、村长和边远山区的村干部吸收进电影放映队，让他们承担起向周边农村送电影和放映的业务，定期指导、审核放映业务和发放补贴。既解决了边远山区群众的需求传递慢的难题，也让村社干部增加一份收入。

　　2003年以来，在彭建国不懈地坚持、协调和推动中，开远市农村电影发行和放映的场次每年都超出政府下达任务量300%至400%。他所探索和实践的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方式，被国内同行肯定地称之为“开远模式”。而数十年中，在开远的多个边远山区，每当彭建国走进村寨，山村就响起敞亮地招呼声：“看电影了，这回又有新片子，精彩的影片……”

　　彭建国把几乎一生的热情和精力献给了城乡电影发行事业，提起他，当地几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村民这样说：“老彭今年58岁，从18岁起，他就给我们送电影、放电影。他说，往后还会送，他与农民与电影有着一生的情结。”

　　不忍停滞，闯出困境坚持送电影下乡

　　彭建国的坚守，不是单纯地停留和期待。几十年不间断地钻山沟，走村寨，送电影的他，时时深切地体会得到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居住在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对电影和优秀影片的渴求。

　　上世纪90年代末，彭建国的执著和坚守得到当地主管部门认定，决定支持他进行探索和实践，任命他为开远市电影公司副经理，负责电影发行和经营业务。也就是那年，彭建国逮住一部引进影片主题好，场面宏大，演绎及拍摄效果不同于传统影片等特点，在开远市首次举办围绕影片的宣传和造势活动。影片上映那几天，公司创下了单片收入超过8万元的记录。

　　往后几年，彭建国领着电影公司一班人，不断借鉴和总结各地电影发行院线的经验，尽量创造条件给周边农村和边远山区的群众送电影。

　　那段时期，尽管收入低，工作苦，职业不再风光，但在生存、探索和突围的过程中，彭建国始终没有中断送电影进农村。每年，在他的带动下，开远市电影公司要走进山乡80至100趟，给山村带去传递优秀文化、弘扬美好精神的数百部影片。

　　不愿转行，一生愿做农村电影放映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县乡两级能说会写的人不多，高中毕业的人都被称作“高材生”，各部门争着来挖。彭建国被某机关看中，一纸调令下到了他所在的电影公司(电影放映队)，要求他尽快到该机关报到，投入新的工作岗位。

　　“不用再日晒雨淋地钻山沟，熬黑熬夜地跑片和转场了，到机关待的是办公室，出行还有轿车。”“像你这样勤恳，踏踏实实地干几年，大小也能混上个官。”听说彭建国的调令来了，队友们都来向他道贺。

　　离开那些承载着优美画面和内容的影片，告别给人欢笑的工作，对一个热爱电影，追求着人生理想的人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想了又想，彭建国向上级陈述了自己的意愿：“感谢上级关心，我还是愿意在基层当个发行员，帮农民挑影片，与他们一同高兴，一同欢笑，体会着人生的喜怒哀乐，追求一个理想的明天。”

　　世事转换得很快，彭建国要做电影发行和放映人，没想到路会越走越难。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全国掀起经商热，城乡各地的电视和录像、影碟机越来越多，电影放映走向萧条。

　　那段时期，城乡电影放映市场失去了收入，家里的生活日渐艰难。熟知彭建国为人踏实勤恳，不少生意成功者纷纷来拉他下海经商，但在彭建国的心里仍然只有电影和期待电影的人，他选择留在电影发行和放映行业继续坚守。(记者 刘祥元 马玉龙 见习记者 张泽云 通讯员 李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