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尤其是雾霾动辄侵城，让老百姓怨声载道。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总目标：“治理体系关乎各方面制度的完善和与时俱进，治理能力则是指执政党和政府如何在保持较小成本的同时跟上时代要求。”就环境治理，进一步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这种治理的思路，让公众看到了希望。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发展战略，一直期望中国能够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的关系上摆脱传统发展模式(所谓西方发展A模式)，走出跨越式的发展道路，其标志是资源环境的消耗速度或者规模远远小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或者相应规模，所谓中国发展C模式。但最近几年，国家有关部门和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却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资源消耗国和污染产生国。

　　一般人对我们的发展如何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严重性，没有量化感觉。2010年中国的GDP为5.75万亿美元，占世界9.5%，名列美国之后，为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占世界20.3%，二氧化碳排放82.4亿吨，占世界24%，已经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如果延续传统的发展趋势和模式，中国的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量会进一步翻番。

　　中国的发展亟待实现两个重要的脱钩。一个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与资源环境消耗的速度脱钩，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本生产率。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年平均9%—10%，但是中国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也有差不多同样方向的增长水平。特别是2002年-2006年5年间，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重工业比重增大的不良态势，钢铁、建材、电解铝等高能耗产业迅速扩张，导致能源消费量的急剧增加，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2002年—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量的增长速度分别为9.9%、15.3%、15.2%和12.7%，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5%、8.3%、9.5%和9.5%。好的发展应该是经济增长相对于资源消耗的比值超过2，即用一半的资源环境消耗取得翻一番的经济增长。以十八大确定的经济倍增目标为例，如果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年平均为7%，那么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的速度就应控制在平均每年不超过3.5%。

　　另一个是城市化要与工业化特别是粗放型的工业化脱钩，降低城市化对于传统工业化的严重依赖。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发展是以工业化为先导和基础的，虽然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应该如此，但是随着城市化增大，工业化的比重应该减少。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51.3%，工业化率46.8%，两者比值为1.09;而同时期的世界情况是城市化率50.9%，工业化率26.1%，两者比值是1.95。要实现城市美好发展的中国梦，一个重要的判据是到2030年左右城市化率达到70%时，工业化能够减少到35%以内，两者比值大于2。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的同时，工业化比重需要每年减少0.5%。这不是要降低工业化对于城市发展的意义，而是要提高工业化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能级。

　　我们讲创新，就要实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资源环境消耗速度的脱钩;讲转型，就要实现城市化与低层次工业化的脱钩。改革深化和制度创新，就要最有力地促进这样两个脱钩。